第一个问题，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仍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我们的经济需要持续增长。在持续增长的条件下，3%左右的失业率和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警戒线在什么地方？根据国内的经验，应该是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越过这个警戒线，如果失业率超过了4%，可以出台一定宽松的适应经济的政策：通货膨胀率突破了4%，也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

　　第二个问题，城乡二元体系的现状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失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4%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未包括农民在内。农民工进城有了工作，如果做了多年失业了，这是不统计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中的。如果农民在农村闲着没事做，没有出农村，同样是不统计在登记失业率之中的。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只有45%，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的农民工，他们的根在农村，赚钱回家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1995年以后出来的打工者叫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仅要进城，还要取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即使在城里失业，也不回农村。所以说，中国的失业和就业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当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程差不多了，城镇人口增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才会逐步减轻。

　　第三个问题，根据中国多年的经验，只要经济增长率超过9%，就能够保证经济运行比较良好。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三种类型并存的，第一种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即投资过多导致的需求过大;第二种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即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推动的整个物价上涨：第三种是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即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应对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根据情况松紧搭配。比如，货币政策松一点，同时财政政策紧一点，双紧政策是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

　　第四个问题，中国当前固然需要警惕和预防通货膨胀，但更需要注意的是滞胀。中国的“滞”和外国的“滞”是不一样的，他们因为失业压力不大，所以经济增长率是2%-3%就可以了。中国则不然，经济增长下降到6%就是“滞”了，因此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不仅要松紧搭配好，还需要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结构化的调整。

　　第五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国要扩大内需，城镇化建设就是最大的市场。设想30年之后，到204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75%，假定人口是16亿人，那就有12亿是城镇人口，4亿人留在农村。那么城市要盖多少住房?还要提供公共交通建设，水、暖、电的供给，还有学校、医院、文化设施、服务设施……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这必然会促进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城镇化建设中不能离开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目前有75%的新增劳动力被民营经济吸收了。今后不妨把政策放宽一点，该减税的减税，该信贷的信贷，该扶持的扶持。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