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即将召开，相信落实匹兹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应该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仔细分析匹兹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兹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兹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兹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弈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