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权与事权再调配

　　1994年，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矛盾逐渐凸显。

　　杨志勇称：“1994年的分税制并不全面。原来提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但后来在实际运作中，就碰到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有些地方财力不足，这在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明显。”

　　胡锦涛在去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是个转折，这个提法更科学。”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所副所长施正文说。也是从十七大之后，财税体制改革开始倒计时。

　　从目前财政资金的分配来看，中国60%的税收总额归到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中央只需要用30%，许多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来完成，余下的30%通过转移支付分配到地方。在施正文看来，中央既可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各地的税收，也可以下放给地方，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两种方法都是可取的。

　　“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国家的国情。目前我们有两个基本国情，一是中国收入分配、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进行全面调控的力度必须加大；二是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很不平衡，这也很难依靠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相互支援。”施说，“因此要求中央必须集中更多的收入来进行分配。”

　　转移支付待规范

　　事实上，地方税收上交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返还地方，中间的环节并不透明规范。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曾公开表示：“中央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很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

　　中国现行转移支付主要有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及体制性补助等三大类，而目前依据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只是一个部委规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称：“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工作可能就好多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已经成为潜规则。

　　据财政部预算司的统计，1994～2007年，中西部地区累计享受转移支付约占总额的85%；所占的比重也从1994年的69.6%上升至2007年的87%左右。而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约一半的资金都是来源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赵全厚表示：“转移支付制度在这次改革肯定要涉及到。”2007年12月14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在财政部召开的规范转移支付专题座谈会上透露，财政部按照国务院要求已起草了《财政转移支付暂行条例(讨论稿)》，有望于2008年正式推出。

　　这份条例涉及转移支付管理的基本原则、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转移支付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以及检查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施正文认为：“我们现在财政的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要加大。这适用于解决一般性的公共服务，公平性比较强。而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型比较差，公平性也比较弱，应当减少。”

　　“财政体制改革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分权，地方和中央之间有博弈，地方之间也有博弈。而对转移支付存在的暗箱操作，规范之后也会令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受到影响。”施正文说，“体制改革是很敏感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中央决策部门下决心。”(本刊记者/陈晓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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