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记者：正如前面您所推算，国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中国未来20年内的长期年通胀水平会较高。那么，未来3～5年，我们将面临怎样的通胀压力？

　　王建：未来3～5年，通胀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以上所讲的四个因素在新世纪以来都在趋于加强，但为什么近一两年才开始严重起来，我认为导致前些年通胀不太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城市经济效率对物价上涨构成强有力的“对冲”。但是效率的释放总有尽头，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长期不提升，去年以来工业下游产品也出现了随同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表现为加工产业的PPI与平均PPI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到今年2月份已经相当于总体PPI水平的62%，可能就预示着改革效率已经基本释放完了，因此，接下来通胀形势，可能就是上下游产品同时上涨了。

　　第二个因素是目前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空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会有更多的资金冲入期货市场，从而导致期货市场价格水平的显著上扬。所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越严重，期货市场的价格水平反而会上冲得越剧烈，这就会导致未来三年甚至五年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更明显。

　　第三个因素是“十一五”期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出生高峰，特别是包括今年在内的今后三年，根据有关预测新增人口将超过5100万人，年均超过1700万人。所以，未来三年由于人口增长加快，对食品需求的压力也会随之上升，形成对消费物价上涨的新压力。

　　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的通胀压力可能是最为严峻的。

　　治理通胀的长期对策选择

　　记者：既然导致中国目前通胀压力趋于严重的主因是长期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王建：治理通胀的政策必须着眼于长期。首先是必须立足于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背景，和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新国情，重新定义有害通胀率的标准。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对经济增长最有利，但超过5%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这是对传统经济增长过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时代，许多长期有效的经济规律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提升了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但同时也构成了从外部引发通胀的新的长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通胀压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发展的意识就得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处，又要把通胀率压到3%以下，就是要鱼与熊掌兼得。

　　第二，由于导致目前通胀的因素有许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素，用传统的办法应对效果不明显。例如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中，对付通胀的主要宏观工具是提升利率，但是对国内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长；对国际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资源的供给，不能抑制国外金融市场的资本向期货进军，反而会引来更多国际热钱，导致更大的货币投放。

　　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经济正在趋于衰退，对中国这样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来说，是抑制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刺激措施，保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要过分下降，不然可能就是通胀没有压下来，经济增长却因内外因素下来了，就可能因为政策操作问题而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

　　抑制通胀也不能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因为通胀将会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行政手段也随之长期化，就会干扰市场信号，使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倒退。

　　第三，在四个长期通胀因素中，有三个是外部原因，因此，如果到了通胀率已经比较严重，并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时候，政府还是有必要采取压制通胀率继续提升的措施，重点就是如何隔断外部传导通道。最好的方法应当是在进口环节采取减税和财政补贴措施。

　　第四，反通胀的重点应从抑制平均物价上涨水平，转移到重点保护中、低收入阶层上面。相应地，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也应从以利率政策为主转向财政补贴政策为主。

　　如果通胀率在长期内维持较高水平，保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反通胀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承受能力更不同，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压低平均物价水平，表面上看是保护了全体居民，实际上在国家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护就会降低。所以，应把重点放到对中低收入人口的保护方面。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对中低收入人口实行补贴和减税，则需要国家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即从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向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的体制靠近。

　　政府财政资源除了依赖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税收，庞大的国有资产也是一笔巨额财富。据国资委数据，2006年末重点国有企业的资产高达16万亿元，如果能够拿出1/10来在股市变现，已经够政府5年左右的反通胀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须为保持股市的持续稳定创造条件。(记者 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