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最为核心的功能是对和资本有关的“未来不确定性”进行准确定价和公平交易。从理论上讲，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未来金融资本收益的变动风险，也包括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与此对应，金融市场能否正常发挥功能，也取决于能否对未来资产收益的变动进行准确的描述，并能否解决交易者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虽然和产品相关的金融创新蓬勃发展，但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恰恰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缺陷。

　　首先，金融投资过度依赖数量化模型，理论假设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变化的预测严重失真。近年来，有着严格假设条件和繁杂理论结构的数理模型深受全球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的追捧，成为度量金融风险的主要工具。次贷危机中，尽管金融机构对次贷衍生产品建立了精巧繁杂的定价和评级模型，但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突然逆转的系统性风险，模型的前提假设和市场现实严重偏离，导致金融市场最核心的风险定价功能失效，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并通过“羊群效应”传导放大风险，酿成全面性系统危机。次贷危机再次表明：金融市场是千变万化的，数理模型不论多么精巧庞大，也难以涵盖所有的风险特征，如果过度崇拜数理模型，以若干参数来完全描述市场风险的变化，替代复杂理性的市场投资决策，必将导致投资行为的简单化和同质化，引发金融危机。

　　其次，近年来金融创新的着眼点不是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期望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其结果恰恰加剧了交易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增加了信用风险。近30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交易，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已经相隔万水千山，彼此毫不了解。例如，引发本轮危机的房屋次贷产品，从最初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次贷危机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制保证资产信息的透明、准确传递，单纯的金融产品创新和全球销售不仅不会减少风险，反而会增加金融交易对手的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的改变助长了新的道德风险，过于看重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增加了金融机构投资的风险偏好，资产杠杆率显著上升。

　　近年来，国际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相互兼并收购形成了一系列巨大的“金融航母”，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内部部门之间文化差异巨大、经营方式迥异。但是，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金融产品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商业银行越来越推崇向投行看齐的片面ROA和ROE等量化考核标准，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极大地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冒险成功可获得高额奖金和红利，失误则无需承担损失。这种不计风险普遍追求最高收益率的经营模式使得不少传统的商业银行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

　　次贷危机爆发前，国际金融机构大肆盲目利用“证券化”、“衍生工具”等高杠杆率结构性产品追求投行式收益，整个金融业都沉浸在高杠杆率带来的财富盛宴的欢欣之中，忘却了金融创新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市场泡沫终会破灭。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西方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对危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范文仲：这正是我要说的第四点教训，就是西方监管当局盲目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效力，“市场万能主义”死灰复燃，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市场纪律对防范道德风险、高效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次贷危机用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国家，市场机制依然存有巨大漏洞。在本次危机中先后倒下的贝尔斯登、雷曼、梅林，都曾是华尔街的明星公司。其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一向被市场认为非常健全，经营的模式被视为市场典范。但是，在盲目投资造成的巨大损失拖累下，这些机构无一幸免，百年的辉煌一夕化为历史，其结局令人唏嘘不已。这其中，监管部门的过度放任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上海证券报：请您总结一下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文仲：美国次贷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欧美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是否走得过快？推动金融创新是否要注重与风险管控机制的配套建设？商业银行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之间的是否要保留必要的防火墙？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全面吸取其教训，加强风险防范，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有句古语“过犹不及”，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这些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大力推进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只有结合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发展水平和承受力，审慎推进各项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稳健、持久。(记者 但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