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会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陈志武：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去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否则，中国经济和社会将面对比较大的挑战。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最大的一次。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挑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着增长，更何况以前中国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非常广阔，所以，以前中国都能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来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出挑战。但是，这次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前30年严重，这下得靠内需来解围了。

　　中国需要减税“刺激”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的措施本身，对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会否有相应的影响？应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救市”呼声？

　　陈志武：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不是因为政府“救市”不够，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才出现股市、房市被经常变化的政策所绑架的局面。房市前些年是因为土地供应以及开发商贷款的不断被政策压缩，进而使房产供应相对需求的落后，迫使房价不断上涨，这一年多又是通过压缩住房按揭的供应、增加二手房交易费用等政策来抑制需求，促使房价快跌。

　　政府的过多干预制造出价格的大起大落。比如，本来股市在今年4月前，涨跌基本由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对上市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预期而决定，好不容易让中国股市与经济的基本面挂上钩，并一同涨跌。但是，突然间，“大小非”股票的交易规则被改变，接下来，从7、8月至今，关于进一步限制“大小非”的“第二次发售”等政策谣言和风声连续不断地传出来，等于是把“股改”要解决的非流通问题又请回来了。于是，股市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左右股价涨跌的不再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而是关于“大小非”政策谣言的新动向。“大小非”政策的不确定性重新绑架了股市，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看到这种不确定性，连那些本来不打算卖的“大小非”股东都被迫一解禁就马上要卖，先卖了走路再说！股市就是这样被政策的摇摆拖下水。

　　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两年需要“财政刺激”。过去在亚洲金融危机等时期，国家一贯采用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那种通过投资来驱动增长的宏观调控手段过去起到过积极的效果，因为以前的基础设施差、工业基础需要快速发展。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增长也越来越难，因此，由政府增加投资带动增长的做法已经不能再用了，现在更应该通过减税、退税刺激民间消费来带动经济，也就是说，现在“财政刺激经济“的办法是通过减税把更多收入留在企业和老百姓手中、通过退税把钱送回到中低等收入家庭，以此增加民间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也推动经济转型。

　　此外，就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让“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老百姓个人，这样，让老百姓以显性所有者身份直接分享国有企业的利润，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升值的好处。

　　换言之，通过将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老百姓才有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一旦老百姓也有了通过“财产性收入”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这条渠道，民间消费增长就有了更强的基础，中国经济靠内需推动增长才有可能。

　　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想增加消费，而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流入国家手中，而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完全以工资为主，没有什么资产性收入，于是民间消费难以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带动，就不奇怪了。在眼前的经济转型压力下，民有化是一条根本性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