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不可能降低金融风险

　　所谓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产品创新,本质上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的承担主体,并不能消灭甚至也不能降低金融风险,相反,由于风险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产品分散转移到其他主体,原来独立承担风险的主体就会放松对风险的控制,由此扩大金融风险。

　　住房抵押贷款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商业银行信贷产品,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贷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只要存在商业银行,它们就大多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市场,即使出现问题,也只应该涉及贷款人和放贷银行,不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转,更不可能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然而,自2007年7月以来,就是这一简单的金融产品、这一普通的金融市场,在美国出了问题,美国人却把它弄成了一场波及全球银行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大灾难,最终演化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美国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金融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并且有效的遏制,在短时期内极有可能传染到实体经济部门,导致经济危机。也许正是看到了次贷危机潜在的巨大威胁,面临巨大财政赤字压力的美国联邦政府也不得不斥巨资拯救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且多元的,就其要者,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风险控制始终是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

　　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在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这是一种对资信不足甚至完全没有资信的美国家庭发放的低抵押甚至无抵押住房贷款,天生具有巨大风险。这类贷款的贷款人既没有足够的贷款偿还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风险抵抗能力,贷款的可持续性完全依赖于住房价格的高企和利率成本的下降。因此,在2007年下半年美国住房价格停止上涨和利率水平逐步提高后,贷款人只能选择违约,停止偿付贷款,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成为必然。在前几年,我国的部分商业银行为了狂涨业务、占领市场,曾经出现过降低贷款门槛、放松抵押要求和实行零首付的住房贷款,给相关演化带来了一定的贷款风险。虽然在我国尚不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但美国次贷危机也应该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它告诉我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始终应该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

　　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金融机构须对金融创新和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慎之又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市场掀起了金融创新运动,一大堆数学家、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等涌入华尔街,利用随机游走、混沌理论、太阳黑子理论等一系列千奇百怪的理论,建立一些连业内人士也弄不懂的模型,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不断推出所谓金融衍生产品。此后,金融创新便一发不可收拾,规模狂涨,影响不断加强。

　　然而,所谓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产品创新,本质上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的承担主体。因此,它并不能消灭甚至也不能降低金融风险,相反,由于风险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产品分散转移到其他主体,原来独立承担风险的主体就会放松对风险的控制,由此扩大金融风险。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会造成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等投资银行倒闭,就是因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专营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将高风险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通过金融创新产品将风险部分转移给了购买这些证券化产品的投资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又进一步通过金融创新产品将风险转移给其他投资机构和投资人,使得风险通过杠杆效应放大,并在不同市场和不同国家传播。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人提倡金融创新,建议学习华尔街,在国内广泛推出金融衍生产品,幸亏金融监管部门相对谨慎,没有造成金融衍生产品在我国泛滥。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对金融创新和由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金融机构需慎之又慎,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孕育金融风险的土壤。

　　对冲基金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颗毒瘤

　　对冲基金曾经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由于对冲基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又主要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所以,美国政府对对冲基金一度颇为包庇纵容。比如1998年,面对对冲基金对港元和港股的冲击,香港政府动用政府土地基金对抗对冲基金,还曾经遭到美国朝野的一致谴责。然而,这一轮对冲基金瞄准了美国本土,面对对冲基金的巨大冲击,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放弃过去曾经一再强调的“市场原则”,宣布禁止对冲基金做空。我国之所以避免了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存在一道防火墙,阻止了对冲基金的进入。美国次贷危机再一次告诉我们,这道防火墙仍然十分必要,我国的资本账户仍然应该实行控制。不仅如此,鉴于目前国际游资不断涌入,我们还应该对其他渠道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将对冲基金拦截于国门之外,确保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李石凯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金融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