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不久，《经济日报》就摘登了会议的四篇论文，我们看到其中有你的论文。

　　张维迎：我的文章是编辑根据我提交莫干山会议的论文删节而成的，题目也改为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有关双轨制的那段话还保留着，但删去了具体的步骤。

　　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认识了石小敏，他曾经拿着文章向高尚全推荐我到体改所工作。当时高尚全正在组建体改所工作，因为当时“为钱正名”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他向高推荐时说话很慎重。所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毕业后能够进入国家体改委体改所的“敲门砖”。

　　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毕业后，你就进入了体改所工作？

　　张维迎：我是1984年12月份毕业的，按规定应该1月份毕业，我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因为提前上班，虽然相差没几天，但是工龄早算一年。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

　　经济观察报：参加了莫干山会议，毕业又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看来你在1984年的收获很大呀。

　　张维迎：1984年对我的人生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因为1983年的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反精神污染”搞得人心惶惶。1984年就好多了，我的硕士论文讲的是价格改革，如果是在1983年的气氛下，我是毕不了业的。因为我提的是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定价格，这是犯忌讳的。虽然考虑到当时意识形态的约束，我将市场价格制度冠以“计划市场价格制度”的名称，解释为“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价格制度”，但是仍然有很大风险。1984年我还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就是莫干山会议前4个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一般人都称之为“全国改革者大会”。

　　经济观察报：这个会议是温元凯牵头组织的，实际上是个民间会议。

　　张维迎：看到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我给温元凯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了我在1983年写的有关企业家的一篇小文章，说想参加这个会议，他说欢迎你来。我当时因为发表《为钱正名》挨批小有名气。我去了以后，跟我住一个房间的是《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志坚(后来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他看到我写的文章 《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就鼓励我把这篇文章修改成六千字在《北京日报》发表。但是因为我同时把稿子给了《经济日报》，结果《经济日报》抢先发表了。

　　经济观察报：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维迎：其实文章1983年就写成了，是我与当时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侯耀军合作的。当时，中央不断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但是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人们普遍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的阻力归结于思想认识问题、“四人帮”流毒、左倾思想残余以及传统的思想偏见。但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关键不在于思想认识，而在于制度；知识分子问题症结在于社会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我的结论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你在“全国改革者大会”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张维迎：不是。会议参加者中有很多企业界人士，轮不到我长篇大论。但在会议自由发言中，我就举手发言，集中谈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学术界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收入分配上，而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只要有了“自主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我从1983年底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与此不同，在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价格和企业家。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改革的主题就是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我还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所以我在会议上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六分钟，但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厉以宁老师也在，在那次会议上我给他留下了初步印象。

　　经济观察报：在当年，“企业家”可不是什么好词啊。

　　张维迎：经过多年的僵化教育，“企业家”确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我这个人很“倔”，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我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也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

　　经济观察报：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许多经济学论文和文章也充满了套话和假话，很少有人勇敢地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

　　张维迎：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后，《读书》杂志的编辑王焱马上找到我，说我的发言很好，他们最近出了美国大企业家哈默的一本传记 《超越生命》，邀我给《读书》写一个书评。我不会写书评，也没有写过书评。他告诉我，写书评既可以就书论书，也可以借书说事。于是我就借书说事，写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就企业家的地位、职能和素质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1984年第9期上。

　　经济观察报：那时《读书》的作者都是名家、大家，在那上面发表文章是无数青年学子的梦想。

　　张维迎：我以哈默作引子，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这篇文章可能是国内发表的鼓吹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所以发表之后影响比较大。1984年下半年，我应邀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就 “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发表演讲。我明确提出，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是新时代的英雄！

　　经济观察报：到处演讲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张维迎：好像没有。80年代很奇怪，有时候空气很紧张，有时候又非常宽松。后来《北京日报》摘发我的演讲稿时，编辑让我改，把“企业家”改成“实业家”，把冒险精神改成 “探险精神”，因为那时中国人的观念里边，“企业家”是个贬义词，一讲到“企业家”就想到上海滩、冒险家什么的。

　　经济观察报：不知道企业家的重要性。

　　张维迎：也不知道市场体制下做决策的是企业家，不知道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谈企业家，一个背景就是针对官僚经理的。企业不是有官僚经理就行了，而是需要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有冒险精神。搞改革了，政府给予企业自主权，当时有些企业很混乱，不知所措，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官僚经理不是企业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理是被授予的一种官衔，企业家却是职能的人格化。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长期占据经理的位置，安于守成、循规蹈矩、没有创新，他的劳动就是服务型的劳动而非创造性劳动，他就算不上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企业家”，因为他没有完成企业家的特殊职能——创新。

　　经济观察报：有外国人说中国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

　　张维迎：我这话是我编的。但一位日本经济学家确实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此话听起来有些刻薄，其实说的是事实。计划经济下的官僚经理是没有什么冒险精神的。可是价格一旦放开，市场决定企业生死，做决策的人一定得有判断力、有冒险精神、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来，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所以演讲的时候我说造就企业家需要观念现代化。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企业家，企业家是新时代的代表，表现在他所代表的观念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新观念。对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好些人不太适应，其中最不适应的是观念的不适应，改革对大部分人是有好处的，但是为什么改革阻力很大？显然不能只从既定利益理解，很多是观念的问题。所以我就大谈观念，呼吁在经济变革中人们要转变十大观念：财富观、时间观、平等观、劳动观、消费观、金钱观、英雄观、经济道德观、乡土观、人才观。

　　经济观察报：你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

　　张维迎：十大观念的变革，包括财富观、平等观、时间观，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但是当时说出来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是在做启蒙工作。当然，启蒙者有许多，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很遗憾，现在流行的一些观念又在走回头路。

　　经济观察报：到1985年，改革已经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和企业，官方开始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了。

　　张维迎：但是谈论企业家的话题仍然不轻松，一些人谈到“企业家”时充满敌意。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反响很大，王焱又建议我写一本书，我说没能力，那个时候觉得写书多难啊。但是他说你可以，就在这个文章论点的基础上扩充素材，完善观点。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比较弱，就找到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盛斌，两人合作。盛斌也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对清末的大商人盛宣怀等历史人物都很熟悉。我们那时年轻，一腔热血，匹夫之责，书稿到1985年底就基本完稿了，书名就叫《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但是出版过程一波三折，前后拖了3年，又被斧正了一些提法，也删掉了一些在当时被认为不太合适的章节，主要是有关所有制方面的东西，才最终在1989年初面世。可是不久又赶上了89风波，就没有市场了，所以这本书没怎么卖，直到2004年才再版。

　　经济观察报：命运多舛。

　　张维迎：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