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储蓄率的影响

　　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余者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对其分析需从亚洲金融危机对其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入手。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对冲基金肆意投机，短期先资本大量涌入后急剧逆转，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危机后，不乏观点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并希望国际社会加以必要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监管掠夺性投机资金，也不认为需调整监管框架，相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对资本异常流动的监管责任，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过程中，国际组织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十余年来吸取了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东亚国家自身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机后，各国大举改革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同时完善社保体系，改革教育卫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并非短期能够见效。

　　四、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