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

　　杨伟民说，我们国家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叫工业化，50年代初最早提出来，现在我们提出在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服务业比重却比较低。我们过去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现在是走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化道路，依然没有服务业应有的位置，而全球经济走向服务型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当前，应该认识到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服务型的时代，这是全球的大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新兴国家都是这样。

　　第二，在思想上不重视服务业，是太拘泥于过去经济学的定律。印度工业化水平大概只有27%到28%左右，人均GDP现在也只有82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照样快速发展，60%的GDP增长来源于服务业。中印两国模式的区别在于，中国是通过把国外的铁矿石运进来，加工冶炼，再卖给外国人。我们消耗的是电力，当然也消费一定的人力。印度的模式是通过互联网，他主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消耗的主要是人力资源。所以他的资源环境，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比我们要小得太多。

　　第三，要以四化为方向发展服务业。应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让更多的经济体进入。应该在产业结构上进行转变，变过于依赖工业实现增长为更多依赖服务业实现增长。

　　七、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

　　杨伟民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经济造成的影响，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广得多，深刻得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十年的工夫，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内外需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外需求的依存度提高了一倍。

　　所以，要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区。如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有几个相当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量的内需为主的经济区，就可以较好地抵御危机。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人口足够多，市场足够大，完全可能相当部分的产品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支撑。“中国必须要有外需为主导，体现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区，但同时也应该再培育几个内需主导的经济区。”他说。

　　八、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

　　杨伟民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国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从人口控制、生态建设、植树造林，还是资源保护、土地保护、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都没有从均衡的角度来考虑。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第一，要确立生态产品的理念。最主要的是从实际当中解决两个问题：生态地区发展权问题，和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问题。把某些地区定为生态地区，但是当地也要发展，这是基本权利。所以限制的是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发展。至于解决生态补偿的问题，这只能由政府代表其他享受产品的消费者进行。

　　第二，根据自然特点进行开发。一个国家自然状况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青藏高原，工业开发困难，但是它的生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由自然状况所决定的。按不同的自然状况，可以分为城市化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市化空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业空间提供农产品，生态空间提供生态品。

　　第三，根据承载能力控制一个地区的开发程度。无论是城市化地区，还是农业地区，还是生态空间，都是稀缺的，都要控制开发强度。

　　九、推动增长与管理增长

　　“我们各级政府都是增长的推动者，政府也应该是推动增长的管理者。”杨伟民说。

　　管理首先是依法管理，其次要依据规划管理。他表示，我们现在的规划体系还不太适应这样的管理需要。

　　十、更新理念与积极行动

　　杨伟民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近年来我们提出意义非常重大，方向非常明确的新的战略，比如说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等。

　　他说，目前，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要抓紧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问题，不是按照目前的体制来健全。二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对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形成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改变内外需结构，改变投资和消费结构都非常重要。三是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另外，还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还要促进服务业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记者 方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