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集中于“治本”调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行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未来将不得不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现在的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靠银行贷款支撑，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坏账。

　　而这也正是张晓晶认为财政存在风险的原因，“今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超出年初预设的3%，财政压力将比较大。”6月2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下降较多，收支矛盾突出，完成财政预算任务艰巨。

　　此外，4万亿投资里面，只有1.18万亿来自中央，而其他的资金都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而目前存在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未能跟上。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季报》指出，很多地方政府缺乏资金为中央财政刺激计划方案中的项目提供配套。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到4月底为止，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只到位880亿元。意味着下面的财政政策要积极，困难在加大。

　　此外，目前“保就业”，尤其是未来社保支出的扩大，财政负担将刚性增加，而世界银行把这认为是财政刺激一揽子方案和其他有关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制约。

　　针对现行财政政策面临的困境，袁钢明认为，财政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首先应当减少对大项目的贷款，腾出资金支持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其次，要加强社保建设，增加公共福利的投入，消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本质上，货币政策更多地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政策的差别设计，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控。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慢，但是可以对经济实现治本的调控；而货币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快，但是对经济失衡的本质作用效果有限。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带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机制特征。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火力”集中于“治本”调控的思路已经显现。近日，财政部网站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的一篇文章称，目前，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人民币升值已经直接形成了财税减收，我国落实庞大的政府投资规划遇到了投资决策机制的宽松性与资金来源紧约束的对立矛盾。

　　因此，白景明认为，当前我国的各类宏观政策都以保增长为目标，都在刺激需求扩张，“在此背景条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理应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其他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同时要配合好其他政策。”

　　“我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压力事实上主要来源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加速扩张和现期宏观调控政策需求。”在他看来，从政府职能角度看，应以前者为重，“换言之，当前扩张财政支出，与其他政策衔接时，更应把扩张点放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投资上，类似于铁路建设、机场建设等项目，似应多让其他政策发挥作用。进一步说，当财政扩张支出时，资金投向应有重点，特别是国债资金，主要应用于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教育等有关的设施的投资上。”

　　“适度宽松”要有应变准备

　　“我国信贷增长受到‘窗口指导’的影响很大，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信贷增长常常表现出逆周期性，每当经济陷入低谷，信贷就被作为‘强心剂’注入经济体。”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朱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短期内大规模地注入流动性，有效解决了4万亿元政府投资的资金配套问题，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对冲掉了通货紧缩的风险，对宏观经济短期内止跌回稳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上半年天量信贷，朱敏认为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信贷快速增长带来通胀压力加大、坏账上升等风险是潜在的风险，而我国面临经济下滑、通缩风险是现实威胁，在货币政策不能同时解决潜在和现实问题的情况下，首先解决眼前问题、对冲通缩风险无可厚非，否则，错过最佳调控时机，未来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但是，他强调，随着应急型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较大缓解经济下滑、通缩压力后，目前需要更多考虑通胀压力上升、银行坏账增加等潜在风险，尤其是在未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近期，面对信贷的快速增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担心信贷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股市和楼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甚至测算出，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银行资金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目前，无论全球还是国内，实体经济尚未形成见底回升的趋势，但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提前走出见底回升的态势，这打破了长期以来价格变化滞后于实体经济变化的规律。这一价格变化的主因不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发生变化，而是货币、金融、“热钱”的超前布局。因此，朱敏担忧，受能源原材料价格走势影响，未来我国可能出现CPI先于GDP回升到长期平均水平，呈现阶段性“滞胀”局面。

　　对此，主管部门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警示。央行在最近的金融报告里明确指出，要防止盲目放贷。与此同时，银监会已向各地商业银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的通知》的紧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贷款流向，保证贷款发放流入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需求，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基于潜在的风险，朱敏建议，未来我国货币政策需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同时进行结构性微调，对潜在的“滞胀”风险提前作出反应，防患于未然；一旦CPI持续超过3%的警戒线，经济出现“滞胀”苗头时，货币政策应及时转向，从偏积极转向相对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