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长期没有根本改观，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在经济收入、受教育机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供给都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由此扩大了城乡差距，加重了农民负担。

　　有一些民生难题是因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偏差而出现的。比如高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相当多的学生学费负担超过了家庭经济能力，一些贫困农家出现了“不吃不喝10年整，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凄凉景象。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快速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忽视了住房保障，“调控声声急，房价步步高”，使近10年来“买不起房”成为中国人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

　　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资源，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收入分配应当发挥主干作用，但实际上公共财政在城乡之间存在投入的不均衡，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更是存在行业、地区、阶层之间的巨大不公平。这些都导致了民生问题的不断加重。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中，我国民生问题广泛显现，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大步向前而社会建设滞后，改善民生的制度供给不足，此外还有改革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这也恰恰成为前车之鉴，有力地促进了近10年来民生状况的空前改善。

　　民生未来：权益内容丰富与否是执政成败关键

　　在任何国家，民生问题都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民生问题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某些领域甚至变得十分尖锐。这些现象并不全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的实质是民权，不仅包括物质权益，也包括精神权益、政治权益等。我们不仅要加大公共财政的倾斜力度，为百姓的物质权益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求。我们的执政能力能否与百姓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相适应，将是我们未来执政成败的关键，这就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民生改善将大致沿以下路径展开：

　　首先，民生保障的宽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目前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许多领域有待解决的深层次民生问题还很多，民生难题持续、有效的改善，无疑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供给。例如在教育领域，高中教育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压力不容忽视，偏远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的补贴标准、大病救助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痼疾，有待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切实改善；住房保障领域，除了高房价亟待降温外，城市低收入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需要管理部门进行考虑，等等。

　　当前，解决作为民生之首的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据预测，今后几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而受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的限制，每年有望解决的就业人数远远低于需求。

　　其次，随着民生问题向精神领域的拓展，文化权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成为民生保障的新领域和敏感领域，需要更多关注。

　　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导致部门利益可能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同时，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规模过大，占有社会资源过多，对制度制定和实施影响力过强。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公共政策制定应该通过更合理的制度设计体现公平。

　　第三，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应成为民生关注的重点。当前，环境污染突出影响民生幸福，环保已成为一部分地方最大的民生工程。(记者 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