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这种选择并不错。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二者都不可取。

　　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

　　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记者：当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给今后埋下哪些隐患？

　　魏杰：投资包括民生投资，其投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公众。要注意民生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政绩工程”；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第三，在民生投资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保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也不会太多；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

　　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

　　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

　　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开放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并没有富起来。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记者：未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应出台哪些深化改革举措？

　　魏杰：关键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同时，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而且，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

　　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