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经济体将陷入低速增长，出现“滞胀”之可能性不容低估。最近数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加上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国际收支逆差，发达经济体出现“滞胀”之可能性绝对不容低估。“对于中国来说，将非常不利”。

　　综合分析各种数据，他认为，全球货币和信用扩张所创造的资金，已经有相当部分重新流入虚拟经济，“近期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攀升，并非是实体经济复苏之反映，而是信用资金流入虚拟经济之结果。”他强调，全球已经重新出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严重背离，“中国亦是如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其四，金融危机触发全球产业大规模的分化、整合和转移。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许多产业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化、整合和转移，包括金融业和制造业等很多产业。汽车行业的全球分化和整合仅仅是个开始。发达国家很多产业还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奥巴马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重点推动三大类产业发展，来启动美国经济新一波的高速增长。一是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一是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一是以航天和航空科技为代表的军事科技。三大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三大产业取得成功，又将深刻影响世界产业布局。中国亦必须提前制定相应战略和策略。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将这股全球产业的分化、整合和转移，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向松祚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世界加工厂”的最好契机。

　　中国的机会

　　“回望大国崛起和衰落之历史，我们皆能清晰洞见每一个国家所历经的多次战略机遇和战略拐点。”向松祚列举了上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三次危局中主动变革成功的案例：

　　罗斯福面对1930年代“大萧条”之巨大挑战，成功“重塑”美国经济金融体系和世界秩序；1970年代西方遭受前所未有之“滞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毅然发动“市场化革命”；经历文化大革命之中国经济濒临破产，邓小平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实现中国之战略转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恢弘的经济奇迹。

　　“危机将此前隐藏的问题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思考解决之道；危机唤醒和凝聚国民共识，让战略转折能够成功实现。”不过，向松祚认为，危局巨变下的中国机会，需要修正和增强四大政策方向：

　　其一，降低出口依赖，必须建立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刺激内需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之提高，必须对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必须依靠现代金融服务之普及，没有金融或信用手段之推动，内需很难真正刺激起来。

　　其二，反思“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坚定自主创新之决心。以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强力扶持某些重点产业之技术进步，努力提升重点产业跃居全球领袖地位，是世界大国产业复兴之共同经验。没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就谈不上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之自由竞争。一方面，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控制中国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国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体现国家意志之产业政策并不是非要国有企业来执行，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所有产业领域公平竞争。这就需要进一步放松产业管制和准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