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催生梦想，梦想改变命运，60年深圳百姓的收入细节，折射出共和国的发展史，折射出从县城宝安到都市深圳的变革史，折射出深圳奇迹般的成长史。

　　1949年：深圳居民“最有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圳镇、宝安县的居民，平均收入在全国居最高水平。1951年2月15日封锁边境前，深港两地居民自由出入，即使最底层凭力气吃饭的农民，晚上挑上一担米，跨过深圳河到香港、九龙贩卖，就可赚到几十元港币，所以当时有 “朝营白米渡河界，晚鱼烟酒坐茶楼”的说法。

　　1949年中共宝安地下党收集的36家商会的情报，其中既有“金银业商会”，也有 “烧腊业商会”，宝安与深圳当年商业的发达可见一斑。

　　1949年的深圳，地处广九铁路重要的停靠站，群商云集，财源广进，以东门和蔡屋围为中心的商业区居住着来自22个省96个县的4万多人口，有旅店46家，大小饮食业80多户，运输行业最高为106户，小商贩1000余户，甚至有数家赌场和妓院。

　　●新中国成立头两年里，宝安、深圳的市面上同时流通着5种以上的货币：人民币(旧币)、中共南方局发行的“南方券”、港币、银元等一律通用。除去各种货币之外，大米也算得上是硬通货，当时宝安的国家干部职工领取以大米为结算单位的工资，政府评定每个干部职工的收入应为多少大米，按当时大米折价发给人民币，另加边防津贴百分之十五。当年南头中学(原名宝安一中)一个教师的工资是每人每月350斤大米。

　　上世纪50年代：一下变成“全国最穷”

　　●1950年代，深港两地封锁边境，深圳实施“政治边防，军事边防”，用各种手段强制向内地遣返人口，到1957年，深圳镇只剩下11000人，期间加上“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商业一蹶不振，深圳人的收入跌入全国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内蒙古的牧民。

　　●1958年末展开“人民公社优越性”辩论时，《宝安日报》登载了沙头角李干娇一家1956年的收入，6口人在高级社分到稻谷“1830斤”，折米“1230斤”，每餐全家吃“1斤4两”米，“7斤”红薯，全年全家做了2套新衣服。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沙井、松岗成为超美公社；南头、西乡成为超英公社；罗湖、上步、沙头角成为南天门公社。所有村民的私人物品包括金银首饰、锅碗瓢勺等统统上交集体。社员吃集体食堂，实行供给制。但集体食堂很快关闭。宝安百姓进入最艰难的岁月，对许多人来说，收入和财富已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能吃饱肚子，已成为生存的第一目的。《万丰村志》记载：1960年，万丰村民大人每天配给二两米粥，小孩每天配给一两米粥。

　　1960～1970：历史最低与历史最高

　　● 1964年，宝安农民年收入创历史最低——56元。平均每人月收入不足5元。那一年的《皇岗运动调查》报告中记载：皇岗村收入最高的是村里的三个汽车司机，每人每月平均工资109元。高收入的司机一个娶的是广州妹，一个娶的是上海妹，妻子不用出勤，只在家完成“三大任务”：杀鸡、做饭、服侍丈夫。三个人都被当做反面典型受到批评与处理。

　　●1974年，宝安县农民收入创历史最高：全年人均146元。那一年，宝安县政府干部职工工资最高为15级，每月工资127.5元，最低为29级，每月工资26元。

　　与内地百姓不同的是，当年宝安相当一部分百姓的收入会有来自海外的资助，大批逃港的人把在境外辛劳挣来的钱寄回家，两地悬殊的收入与物价水平可以迅速改变内地亲人的生活，当年深圳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就是说在内地干一年的收入都比不上花8分钱邮票向香港亲戚要来的一笔汇款。

　　●根据收入，当年宝安姑娘的择偶标准是：一侨(海外华侨)；二港(港澳同胞)；三渔(港澳流动渔民)；四居民(老镇的原住居民，有较多的港澳关系)；五军(解放军军官)；六工(工人)；七干(干部)；八：农(农民)。

　　●1978年7月，《关于恢复宝安县边防津贴的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深圳两户人家的收入与开支：

　　深圳副食公司单身职工姚栋坚每月工资43元。每月开支：伙食费20元零3角，衣服3元零1分，生活用品2元7角7分，抽烟、房租、水电费9元2角8分，其他杂用5元3角1分，每月可结余2元7角1分。

　　农机一厂的谬真和妻子吕丽娟都是三级工，两个人每个月的工资总共98.5元，全家5口人，每个月要用21.17元买定量供应的137斤粮食，用1.49元买供应给全家的1.6斤生油 ，还要用1.84元买80斤木柴，1.72元买80斤煤。1978 年的深圳，居民各种配给票证有46种。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需要人民币加相关票证才可限量购买。1979年，谬真一家5口每月可凭猪肉票买6.80元的肉，凭豆付票买0.64元的豆腐，住在滨海小镇里的谬真，每月全家可凭鱼票买3.20元的鱼，可凭海味票买0.70元的海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