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期，关键是做好提前管理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通胀的代价，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陈东琪：任何国家在跨越时期加速增长时，都有通货膨胀的高预期，这在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再看，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到减排的拐点，但中国立足长远，顾全大局，在希望发达国家承担更高的减排目标时，提出了我们的减排目标，这必然要我们付出高成本。原来出口中，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排放成本是重要的竞争优势。以后，这些成本都会增加。因此，通胀的代价也是必然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找到控制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点。这次通胀预期时间早、预期强，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央行系统采用了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多的货币投放下去，必然会表现在价格上。

　　记者：通胀迟早都会到来，那应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陈东琪：对于通货膨胀要分阶段看。货币投放后，不会立即表现为通胀，而是分为复苏、扩张、繁荣、衰退四个阶段表现。我们刚刚经历了衰退，现在进入复苏阶段。一般来讲，第一个阶段通胀不会明显，货币刚投放下去，货币速度还上不来，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量都不会太多；再加上在复苏时期存货多，“去库化”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还有一个稀释产能的过程。另外，基本物资供给充足，粮食六年丰收，CPI也不会明显上去。所以第一个复苏阶段，物价总体是上不去的。要到扩张和繁荣阶段，存货少了，产能利用了，物价才会加快上涨，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前管理好通胀。因此，准确地说，管理“通胀预期”并非通胀已经来到。通胀是以后的问题，而不是当下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控制给未来通胀带来的压力。

　　记者：具体说来，有哪些方法去管理通胀预期？

　　陈东琪：一方面，要加强货币管理。今年上半年信贷达6.1万亿元,去年全年才4.9万亿元。为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尽快拯救市场，除了增加信贷别无他法。从七月开始就进行了适当调整，7月信贷减到3000多亿元，8月为4000多亿元，9月为5000多亿元,10月为2530亿元。今年的信贷总量能达到9万亿元,是去年的一倍多。单从一个月的货币投放量看，2530亿元可谓是严重紧缩政策；但放眼全年，这是信贷有弹性的管理，是要实现信贷的动态均衡。可以说，我们已在采取措施，通过加强信贷管理，来防范未来通胀。但这些政策调整不是方向性的，而是上升期的动态均衡。

　　另外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增加有效供给，也是管理通胀的有效手段。当收入增加、需求增加时，有效供给也要相应增加，这样价格也就不会上涨。因此，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在服务市场，都要加强储备管理，打击囤积，保证有效供应，维护市场秩序，坚定市场信心。现在全世界资金流动快，投机行为多，比如全球对石油无预期管理，总供给中有效供给与需求有差距，价格波动大。

　　我预计明年的CPI会在3%左右，上半年低于3%，下半年会超过3%；而明年经济增长则会在10%。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9.8%，而CPI是5.6%。因此，明年的发展态势可用“高增长、低通胀”来形容。所以，明年要防范通胀预期，但也不要太高估明年的物价上涨，只是要控制好未来通胀预期。

　　宏观调控, 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记者：这一年的宏观调控与以往的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

　　陈东琪：从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宏观调控的内容、方法、体系都有新的变化。宏观调控不再是以前的“撞击反射”，在出现问题后再调控。现在的调控具有前瞻性，既着眼应对当前问题甚至危机，也关注远期问题；既有应急的措施，也有体制性改革；既有总量控制，也有结构调整。

　　这次的宏观调控把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很好结合起来了，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既稳定出口，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又注重内部调控。在宏观调控方式上，不是问题成堆后，一脚踩到底的“急刹车”；而是打出提前量，把预调、微调和小调结合起来。此外，在宏观调控时，注重把总量调控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发展的主动力在地方。

　　这是调整期只有七个月，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够。这就需要在上升期“补课”，通过制度创新，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政府则通过出政策、作规划、上重大项目等方式，再加上对一些价格和公共产品有定价功能，从而对市场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记者：明年，我国在宏观政策上还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陈东琪：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国在今年二季度时已经开始，而全球在今年三季度时开始。美国各项指标也在转好，只有失业率还很严重，预计失业率在今年底和明年初见底。明年全球经济开始上升。

　　我认为，在经济回升后，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具体操作要有弹性和灵活性，注意动态均衡。在今后相当时期内，我国的外需环境很难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这就要求继续保持由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势头，公共投资和消费政策不能退出。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和中小企业从下半年以来逐渐活跃，但持续增长的动力还不很强，融资还较难。因此，货币政策不能改变“适度宽松”的基本取向。

　　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不只是短期应急措施，也需要它来解决一些长期增长的持续性问题，比如加大对社保、改善民生工作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因此，财政政策要保持其稳定性，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