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越过越简单

　　纳乐队由阳江小伙阿志和女朋友萧遥组成，他们现住同和。

　　阿志初到广州的时候，在农林下路的一家发廊打工，那时他有一个洋气的名字：Tom。几年过去，他和女朋友萧遥在同和过着“成本一直在降低”但“越来越健康”的生活。他们不怎么参加演出，也不大走出同和，生活靠几份兼职来维持：教人弹吉他，接一些设计。他很早就认定自己做的音乐不能带来更多的钱，也无法养活自己，尽管如此，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他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音乐展开的。

　　阿志从高中退学，为了追寻梦想离开深圳来到广州，在街边卖过唱、帮人理过发、在吉他社教过学生。在广州的几年里，他从没靠跑场演出维生，也不指望靠音乐赚钱，为了音乐他甚至可以放弃钱，他辞去了很多份占用他时间过多的工作。钱之外，他和萧遥也一直在舍弃更多的东西，当生活成本越降越低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少，用萧遥的话来说，在越过越简单、朴素的生活里，他们的心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也更接近自己的本质。阿志对物质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一切都是身外物，克服外界的困难时，阿志觉得自己是个强者。

　　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艺术家对物质要求很低，但广州的年轻民谣艺人正在改变这种想法，他们不仅要通过音乐赚钱，而且还想赚大钱。事实上，广州酒吧里的民谣演出正在增加，不仅演出的门票收入增加，连打工仔也会到一些有现场伴奏的民谣酒吧里即兴唱一下家乡的民歌。

　　掏私房钱出唱片不计报酬

　　民谣乐队“秘密后院”的成员住在江南西一栋隐蔽的居民楼里，原有成员7人，现只剩下小匡、阿超和梵枫3人了。

　　小匡1995年毕业后到韶关某中学做美术老师，一年后编制、档案、资料都不要了，不辞而别。辞职后他和朋友5人凑了差不多5万块钱，开了个100平方米的琴行。由于不擅经营，连房租都交不起，每人每月最多只能拿300元工资，连喝瓶3块钱的啤酒都要考虑再三。后来他关了琴行，来到广州找了份广告文案的工作。还记得第一个月拿2000块钱工资时，马上觉得自己是个富人了。于是一个人去喝酒，那时候他没什么朋友，看着旁边的农民工，恨不能请他们一起喝酒。从2004年开始，他没有和广州音乐圈的人交流，也没有组乐队，不断地跳槽，就是为了多赚点钱。曾有一家公司薪酬开到10000以上请小匡去做总监，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每月只有1200元收入，和音乐有关的工作，每周只上3天班，有更多空间做自己的事情。

　　阿超为了音乐放弃了上大学。他父亲曾非常反对。后来他在琴行工作，还可以汇钱给家里，父亲也慢慢接受了。几年前阿超曾一个月换一次头发颜色，耳朵上打了9个耳洞。现在他也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有些奇怪。

　　后院刚开始演出时演了两三场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但已有了乐迷，给他们每人都送了一个话筒，演出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最经典的一次，是他们几个人突发奇想去巡演，去了厦门、福州、上海、宁波。那时候背了三把吉他，一个效果器，还有两个鼓、铁架子等一堆行李。一路上坐的都是火车。从福州喝劣质啤酒一路喝到上海，但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快乐。巡演回来时每人只发了100元。在厦门百家村演出时，来看演出的人很热情。“我们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多苦，然后又怎么执着地做音乐，这样很容易误导，好像做非主流音乐就一定要这么苦一定要怎么样。其实苦不苦和别人没关系。”

　　乐队里还有不少不固定人员，金牌助理黎叔是个热血青年。用私房钱为秘密后院做了1000张唱片，现在看来要收回成本是遥遥无期。口琴手贩贩是乐队中惟一的女性。每场演出的幻灯全都是她一个人负责。去厦门演出，她请了三天假还被公司扣了750元。吹奏乐手阿刚常年戴一顶皮帽，他的工作是酒吧跑场，他目标明确，就是要挣钱在广州买房子、结婚，轻易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

　　不向前辈学习 年轻民谣人要用音乐赚钱

　　背背裤是四川小伙蟹子和女朋友小可组成的乐队，他们现住番禺小罗塘村。

　　背背裤几乎可算广州民谣圈里最年轻的一支乐队，85后的蟹子和小可散发着让人嫉妒的年轻气息：简单、直接。他们比老一辈的民谣音乐人更聪明。推动着他们前进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对音乐的激情，还有一份创业的原始冲动——贝贝酷贸易有限公司在这两天就要拿到公司执照，经营录音、演出、培训等一系列项目。能够以音乐为事业，让音乐为自己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年轻的背背裤在22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小罗塘村离市桥只有几个站，琴社也开在这里。在“易兴工业区”站下车，往回走，拐进牌坊，在一家凉茶店后面，就是“贝贝酷贸易有限公司”的“背背裤琴社”。这里大概可算是世界上最袖珍的琴行，卖音乐器材，也教人弹琴。店里只放得下一座钢琴和一套架子鼓。乐队偶尔会在这里排练，下班经过的打工仔和居民，偶尔也会投来好奇的眼光，有人抱着孩子站在店外，看这对小年轻究竟在搞些什么，为什么要唱“我们要吃饭，我是穷光蛋”这样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