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起源是为共和国甲子华诞而写的。我查阅了建国40周年和50周年时的经济文献，发现尚缺乏对经济历史大跨度的总结，这使我更加认同晓波的观点，也钦佩他在选题上的慧眼独具。尽管2008年有不少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好书，但我觉得很有必要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从经济大历史、经济大未来的角度审视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整体经济历程，包括新中国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和第二个30年(1979～2009年)。顾名思义，经济大历史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而经济大未来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两个孪生的哲学问题，仅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不够的。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时代整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华5 000年文明史上，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我越来越觉得，建国60周年的经济巨变，无论从纵向时代定位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是一次“中国经济大变局”，也是“中国梦想”从熄灭到重新点燃的过程。从纵向看，这个60年是承继了千年来中国经济的辉煌，是逆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经济的沉沦，是开辟了它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60年基本上完成了5 000年来中国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国从公元1年到1948年以来人均GDP长期停滞的状态，创造了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今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从横向看，这个60年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畴。纵观历史，唯一可与之在程度上相比的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继5 000年前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再次点燃“中国梦想”的经济圣火，取得罕见的重新崛起，产生的全球性效应还在延续，并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前途和命运。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述的“中国经济大变局”这个伟大事物只是刚刚完成，“中国梦想”之火刚刚重新燃烧。依靠大量的客观数据作为根据，我可以暂时放下“距离产生公正”的历史学规律，对中国的第二次经济革命作出一个冷静、客观的总结。我们既是“中国经济大变局”的戏外观众，同时也是戏中人。错过在共和国甲子华诞之时总结过去60年，会留下时代的遗憾；错过在共和国甲子华诞之时憧憬未来40年，会缺少时代的浪漫。所以，我把一个经济工作者在“中国经济大变局”中的亲身经历和对未来产生影响的思考记录下来。正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的：“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本书的思路是大跨度地把经济时代划分开来。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我按照中国经济“赢利模式”的变化，把这2049年划分为6个经济时代：公元1～1839年是“辉煌时代”，中国以技术成就农业经济的辉煌，但也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公元1840～1948年是“危机时代”，工业经济的“赢利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却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共和国前30年(1949～1979年)是“创业时代”，积极探索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梦想1.0”,找到了一条次优的“赢利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在重工业化道路上付出了高昂学费，但也推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后30年(1979～2009年)是“价格时代”，找到了最优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价格”享誉全球,实现了以小康水平为标志的“中国梦想2.0”；今后20年即从建国60年到建国80年(2009～2029年)是“品牌时代”，“中国制造”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品牌时尚，追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从建国80年到建国100年(2029～2049年)是“创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中国信息”和“中国生物”成就“中国新经济”；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中国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即“中国梦想3.0”，成为世界经济前沿的主要引擎之一，为人类文明和世界经济再次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拥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