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涨薪从星星点点的劳资博弈演变为燎原之势，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模式也迎来了偃旗息鼓的倒计时。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会否需要被迫承受外资集体转移的“后遗症”？中国又如何走好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集群的“平衡木”？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界热议。

　　涨薪潮≠逃离潮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是否正在失去长期以来吸引外资入驻的优势？作为舆论热炒的焦点，富士康“将生产线向越南、印度转移”、“部分搬迁至台湾地区无人工厂运作”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在“中国制造”的发展史上，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似乎已然成为一道分水岭。更有报道称，曾踏着“国际产业转移”节拍来到中国的制造业、纺织业等正以“加速度”向东南亚、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继续它们的转移之旅。

　　倘若报道属实，这一资本“再沉淀”的过程无疑意味着中国“全球工厂”地位的削弱。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对记者表示，从外经部目前调研的第一手结论看，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业仍在加快对华转移，“向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自己的制造业，这只能说是跨国公司中的个案，去年我在剑桥参加企业高级研修班，跨国公司董事长在对未来企业战略的判断中，没有一家表示转移出中国市场。 ”

　　前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亦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强调，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会影响中国吸引外资，因为廉价劳动力并非现阶段外资考量的第一要素。据了解，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仅是中国中部地区的50%，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只在90%左右。尽管如此，中金公司分析师王汉峰告诉记者，从绝对水平上看，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在全球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基数庞大，除印度外几乎找不到可以相匹敌的国家，因此其它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转移承接的能力也将有限。 ”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也认为，在产业配套、规模生产、工人整体素质以及生产技术等多个方面综合作用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具有很大竞争优势，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中国当前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

　　更耐人寻味的是，嗷嗷喊涨的企业薪酬其实只是“补偿性涨薪”。有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时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根据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测算，在深圳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元，而富士康涨薪前一线工人收入仅在1500元-2000元。多位观察人士都认为，富士康一周内达122%的薪资涨幅其实只是一种“补涨”。

　　省际转移的合理性

　　由于中国复合性成本较低、薪资基数过小等考量因素的作用，外资暂无大规模搬离国内市场之虞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但既然如专家所言，用工成本不是企业成本考量中的唯一标尺，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场的就近性、栖身地的商业环境、市场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资条件、资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决定了去留决策，那么承担不起高成本的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向内地转移似乎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