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有关委员提案时说，广东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今年开始，该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

　　所谓“工资倍增计划”，最早可从1960年12月日本政府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找到依据。该计划希望通过硬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手段来实现充实社会资本、实现社会稳定、完善产业结构现代化、促进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等多重经济目标。实践证明，该计划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

　　但我们应要明白，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包括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的“组合拳”。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国民收入增长过程中最常见的“短腿”或最容易出现的薄弱环节，该计划着重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以均衡发展。若无该均衡发展，形单影只的“工资倍增计划”显然独木难成林。目前我国不仅存在与日本以往相同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更有与日本所不同的是非垄断行业与垄断企业之间、公务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的问题。

　　非但如此，外资和私营企业比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更加庞大，难道政府有权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执行给职工每年提高14%工资的政策吗？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如果不能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外资和私营企业执行，政府唯一“有权”的就是“倍增”国有企业、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工资，这样一来，国有企事业单位及政府公务人员工资和其他行业岂不是继续加大了收入差距距离？这样的“工资倍增计划”即便能“计划”，又意义何在？

　　在物价飙升的今天，政府拟定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的长远规划和具体目标，无疑是令人欣喜。但欣喜之余又不免让人忧从心起———从本质上看，“工资倍增计划”与“工资指导”并无太大区别，一个是“短安排”，而另一个则是“长计划”。然而疑问同样在于，谁为“工资倍增计划”埋单？是企业老板还是公共财政？又怎样才能使“工资倍增计划”落到实处？最关键的是，如果“倍增计划”到时被证明仅是“政绩策划”而已，谁又来承担责任？(樊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