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总水平的起伏，要去通货那里找原因，在货币政策上开药方；个别商品价格的涨跌，要去供求关系那里找问题，在市场制度上动刀子。价格干预纯属权宜之计，越少用越好，不用最好。这需要从决策者到公众对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有最起码的认识和尊重。

　　年初国家发改委决定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当时物价上涨风头火势，不少经济学家虽认为价格管制扭曲价格机制，只是推迟涨价的时间；但也不得不承认“暂时应急的价格干预措施还是必要的”，只是担心“所谓的‘临时’变长期，那可就麻烦了”。最终“麻烦”没有出现：发改委日前宣布解除食品类商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随着消费价格指数(CPI)逐月回落，价格干预也顺理成章该谢幕了。(12月2日《羊城晚报》)

　　回顾从年头到年尾的“临时干预”，不难发现政府相当克制，拿捏分寸也谨小慎微。国家发改委年初发的《通知》就说：“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目的在于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提价申报只是对企业提价的正当性进行审查；调价备案只是对调价的合理性保留干预的权力。”如此谨慎，是因为价格管制纯属权宜之计，有可能限住了企业，却限不了市场，最大的功效不过是为治理通货膨胀赢得多一点时间。

　　政府高举“价格干预”利剑，却没有“见涨价必杀”，是深明“市场定价”大义之举。企业涨价，政府审批，不仅削弱甚至剥夺了企业的自主定价权，而且政府也分分钟会“引火烧身”。比如，哪个官员能清晰界定：是企业因成本上升而“不约而同”涨价，还是集体预谋形成的“价格同盟”？更何况，如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所说：“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所谓通货膨胀，名称就已经揭示问题所在。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不要试图到个别的商品里找到原因。猪肉涨价，因为饲料涨价；饲料涨价，因为化肥涨价……一直找下去，无穷无尽。这样的思路治理通胀，自然是分兵把守，谁涨治谁，什么涨价就干预什么价格，最终物价还是照涨不误。物价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也绝非今年价格干预的“扬汤止沸”之功，而是去年货币从紧的“釜底抽薪”之效。

　　物价总水平的起伏，要去通货那里找原因，在货币政策上开药方；个别商品价格的涨跌，要去供求关系那里找问题，在市场制度上动刀子。价格干预，是万不得已而为之，越少用越好，不用最好。这需要从决策者到公众对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有最起码的认识和尊重。

　　比如，去年猪肉价格暴涨，笔者曾提出“与其调控肉价，不如拯救脆弱的供给”。如今供给依然脆弱，近日报道称“最近生猪价格已接近甚至低于养殖成本”，于是，“尽快制定对生猪价格实行最低保护价”的建议又开始见诸媒体。

　　其实，上限管制与下限管制不过是价格干预的“一体两面”，前者是管制价格低于市价，造成供不应求，后者是管制价格高于市价，造成供过于求———偏离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管制最终都会产生供求缺口。“举一”而不知“反三”，吃一堑却未长一智，惟有徒唤奈何！(伊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