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传统地依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很难实现长期持久的功效。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实践上并不具备长期可操作性，公共建设投资———包括用于改善居民居住保障制度改革的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建设、城市公共环境与公共交通改造等等均需大量的公共财政支持。赤字性的财政透支仅适用于短期启动经济行为，并不可推广到长期收支平衡的宏观财政管理领域。

　　根据目前对已有24个城市的公共投资计划的核算，中央(4万亿)和地方(18万亿)总计有22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这一数值为2007年全部总支出的4倍还多。2008年大比例增加投资的困难实际上应远大于2007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那么实际上压力就转移到银行信贷领域。这对于金融体系稳健和国民经济的后续增长都会造成不小的阻力。

　　二是理论上公共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实际上考虑到大规模投资保证经济增速仅仅是政府在短期内的行为，要想维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则必须确保私人企业，包括社会公开募股企业的做大做强。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更是需要在经济危机时期加大投入力度，以推动其经营和产品结构升级。

　　在中国目前逐渐度过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消费同样能推动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却不会造成国际贸易纠纷；消费同样能拉动经济增长，却不存在公共投资难以持续与保证效率的问题。

　　然而现有的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五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在2006年首次下降至50%以下，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已超过20个百分点。拉动国内消费，也即内需的现存问题是如何调动居民消费的积极性。除去传统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消除居民过度储蓄、抑制消费的障碍外，还应积极利用现有的投资政策为拉动消费服务。

　　如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农村运动”可减少农民对集体建设的支出，从投资的渠道为居民节约支出水平。此外，应支持鼓励企业开发出差异化、适合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品。如在近期将要实施的推动家电下乡活动中，可以开发出适用于农民使用，而非以往适用于城市的家电产品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同时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与长期稳定增长。(陆志明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