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并不意外。基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投资萎靡的大背景，加之去年同比基数过高及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市场早已经对相关数据的大幅下滑形成预期。而从单月数据看，1月份FDI其实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与2008年月度平均FDI约77亿美元相比，基本持平，甚至要高于去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以来各月平均的62亿美元。

　　事实上，2009年上半年研判中国月度经济数据，大都要采取一定的修正措施。基于统计数据计算方法，月度同比数据大幅下滑将会在多个领域出现，无论是CPI、PPI等物价指数、还是发电量、企业效益数据等概莫能外。因为就在一年前，通胀和过热还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大敌，一年后的风云突变让同比数据出现了失真。

　　由此而言，在未来数月内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并不乐观、甚至大幅下跌的经济数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跳出数据所带来的迷雾，更加客观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并据此给出调控政策调整的方向与思路。

　　从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如此迅速，转而言之，渐进中的通货紧缩也同样有可能较快地走出低谷。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调控政策能够利用好金融危机所“逼”出来的压力，反而有可能使之成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契机。

　　就以FDI数据为例，今年一月份数据能够与去年全年数据保持平稳，就表明海外资本并没有出现大举看空中国经济，更没有出现大规模撤出的迹象。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本身对于海外资本的内在吸引力并未出现明显的降低。由此再来反观中国既往的吸引外资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制度性问题。

　　事实上，基于改革开放初期资本供给短缺的历史原因，很多地方政府在对待外资问题上，多侧重于以优惠政策来鼓励外商投资，甚至不乏为吸引外资而随意突破政策底线。其结果就是，外资数量虽然能够得到提高，甚至连年大幅增长，但是质量却是参差不齐。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海外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就会因为外资的集中撤资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前一段时间，从胶东半岛到珠三角地区，都一度集中出现了部分外资企业突然消失的现象。仅以山东青岛一地为例，2003年以来当地非正常撤离的韩国企业有206家，涉及工人2.6万，拖欠工资1.6亿元人民币，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更为关键的是，从撤资外商企业产业结构看，206家中有高达151家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显然，从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看，这些所谓的外资企业并不属于政策鼓励范围，国内同行业企业的经营制造能力甚至要比国外同行强的多，本来就没有必要去引进所谓的外资。

　　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有助于增加各方对于外资投资规模减少的容忍度，但这并不应降低优化外商投资质量的要求。危机当前，对于外资流失的过度恐慌并无必要，而在厘清统计数据误差之后，需要跟进调整的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单纯货币意义上的钱，我们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需要的是伴随海外投资而来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升，单纯的规模数据依赖症早就应该被调整。(马红漫 上海 资深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