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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余秋雨的机会主义

2010年07月09日 14:12 来源:羊城晚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这些年,余秋雨被一些文人呛得灰头灰脸,但偶尔读到他写的《胡适传》,还是想谈谈这个人。

  《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前面有说明:“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人物传记十六篇。这些文章都曾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是文革期间的主流媒体,余秋雨先生在该杂志1974年第一期发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也被收入此书。

  我得佩服余秋雨的钻研精神,他那时才20多岁,能整理出这样一篇详略得当的文字,的确不易。不到两万字的传记,从1910年胡适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开始,到1922年他晋见废帝溥仪结束,基本上把这一段的事都概括清楚了。唯一不同的是结论。他这样描述胡适出国时的情景:“胡适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评价胡适在北大讲课的情景:“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这些结论是当时一贯的论调,不足为奇。

  我关心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写作。他自述:“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可想而知,其处境并不好,没有什么靠山,但他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他能在“受尽屈辱”之后迅速被起用,在严格的政审中过关,进入核心力量控制的写作组,一下子站立在潮头,靠的是什么?知识分子靠的只有一支笔,和这支笔背后的态度。从《胡适传》里我们看不出端倪,能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模式化的余秋雨。我们只能说,在完全模式化的环境里,脱颖而出的余秋雨,一定有区别于他人的表态技能!

  如果把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崛起定性为一种生存技巧,我是认同的。举国上下声调一致,没有任何杂音,为了自保,说几句违心的话,随大流吆喝几声,又能怎么样?即使他吆喝的声音比别人更大,也不能因此判断他比别人更恶劣。但余秋雨的生存技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再次显现出来。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一炮走红,可谓抓住了机遇,使他再度崛起,站在潮头。这次崛起对余秋雨意义很大,证明他已顺利完成言说方式的转化,掌握了话语权。如果仅止于此,倒也无所谓。即便他坚决不承认别人给他指出的文字硬伤,即便他把所有批评他的人诬为盗版商的同谋,即便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荧屏上的“知道分子”……这些通病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余秋雨做得也不算最过分。

  余秋雨的再一次被关注,源于川震后的“含泪劝告”。我相信,余秋雨“含泪劝告”的英勇行为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淡化,相反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因为从写《胡适传》的余秋雨到“含泪劝告”的余秋雨,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此即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焦虑———寻机表态。写《胡适传》时塑造的人格已经成型。年轻时为自保而表态,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今天,是谁逼着他这么说、这么做的?不是他的良心,也不一定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表态惯性,是机会主义者的本能。虽然只是一个表态而已,但表态的技巧比以前要求更高。他已不满足于一个文化人的小利益,而是要引领话语权。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坏了。若他从中得利,难免一些人有样学样。且不说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是什么,起码还有人格担当吧?

  知识分子代言的对象是谁,这一点一定想清楚了再做。一个违背民意,只靠讨好少数几个人就能得利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他这次的担当很好,适时地把自己抛出来,做了反面的教材,让我们从另一面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警惕。

  王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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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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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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