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墓与猪场相邻 毛泽东曾赞其“功在国家”

　　一代宗师 与猪为邻

　　很难说张季鸾的墓地是冷清还是喧闹。那些偶尔造访这里的人，都觉得这片墓地“已经荒掉了”：四周长满荒草，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隐没了小半截。

　　但这里又确实是个热闹的地方：墓地的东侧是一家砖窑厂，十几名工人每天都在忙着整理砖垛上覆盖着的防雨布和稻草，根本没时间分心打量几十米外的那块不起眼的碑石；而紧靠着墓地，在南面，新修起了一座种猪场，发情的种猪不时发出哀嚎，猪粪顺着院墙两侧的沟渠缓缓流出，在炎热的天气里恶臭扑鼻，叫人窒息。

　　张季鸾的墓碑就这样静悄悄地立着。他生前用自己的文字关注下等人和底层生活，到他死后，他的墓地仍然没有与这些内容脱掉干系。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从墓碑背面所刻的两则唁电中，人们仍能揣度出墓地主人生前的辉煌：毛泽东在电文中称赞张季鸾“功在国家”，而周恩来更是对他给予盛誉：“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可是，生活在墓地附近的大多数人，对这位报人的记忆却已经淡漠。周围的人们，并没读过他的文章，甚至根本讲不出他的具体身份。有的老人还能记起，这里埋了一个“文化人”，而年轻的女孩则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

　　与相邻的砖窑和猪场相比，这方小小的墓地很少有人祭拜，墓碑前摆放的花束早已干枯，四周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长得也不茂盛。它和它所纪念的那个报人一起，曾经备受仰慕推崇，却在经历过时代风云之后，立在猪粪扑鼻的臭气里，显得有点儿灰头土脸。

　　“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当前来拜访的人们穿过半米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这里，站在浓烈的猪粪气味中时，很少有人能想象，这里曾经伫立着一座规模宏伟的陵园，并曾经有过一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典礼。

　　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至今都说不清楚张季鸾的具体身份。他丝毫不知道，这位报人曾因披露政府内幕，先后两次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投入监狱；他也不知道，这位报人在主持《大公报》时曾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一度成为新闻界的标尺；他更不知道，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

　　但这名76岁的老人清楚知道一件事：59年前那场在竹林村举行的公祭称得上一件“方圆几十里的大事”。当时，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所做饭菜不计其数，甚至，光是被喝光的酒缸，就摆满了满满一个院子。

　　邢玉明还记得，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正在演奏，天空忽然飞来了几架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村民们最初以为是日本人来空袭，都“吓坏了”，最后才弄明白，那是政府专门派来保护葬礼的。

　　坐在自家门前的板凳上，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现在只能听清在耳边大声喊出的问题。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18岁那年，曾经在张季鸾的墓前看到蒋介石、宋美龄向墓碑鞠躬的场面。当时，蒋介石“穿着白衣服，戴着一顶小草帽”，而宋美龄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帽子就像一朵打碗碗花”。

　　曾经跟着张季鸾上过课的村民王俊春，在公葬仪式中负责“唱礼”。这个如今已经102岁的老人用浓厚的陕北口音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人们不感觉悲伤，只感觉愉快，因为我们中国居然出了这么个伟人。”他急切地向前倾身子，竖起一根大拇指，“张季鸾不是一般人啊！”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村民都记得，那里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不知道要多少级”，才能走到那块又高又大又厚的墓碑脚下。

　　公葬举行的时候，邢炳年只有8岁，还没有什么太确切的记忆。他只是在长大后去过那个漂亮的陵园，有时候，他会站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看看石碑上的文字。如今，这个66岁的当地村民回想起这座已被猪场、砖厂挤占了大半面积的陵园，只能连连感慨“现在哪儿的墓也没它好”。

　　在他的记忆里，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里面种着些自己从没见过的花。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

　　“可惜后来被砍掉了。”看着墓地上密密麻麻的荒草，邢炳年有些遗憾地摇摇头，“要不，这里现在已经是一片森林了。”

　　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这是这个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

　　那些树木本来是有机会长成森林的。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据说，当时“摘片叶子都会被抓起来”。

　　不过，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

　　时代变了。《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当地村民从这时候开始，模模糊糊地听说，张季鸾“其实是国民党的人”。

　　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年清明节，母亲都会带着自己去给舅舅扫墓。但等到几年后慢慢懂事了，她才看明白陵园里那些“多得不得了”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名字：胡宗南、林森、蒋介石……

　　“糟糕了，这些都是敌人啊！”李赋英暗自惊道。

　　这位61岁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她和母亲就再也不能去祭拜舅舅了。在随后的漫长运动中，所有石碑上刻着的“敌人”的名字，都被人们一点一点砸掉。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成了蛋蛋”，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

　　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

　　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

　　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村里的老人们偶尔会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猜测，到底是谁挖开了那片墓地。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张季鸾”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

　　一(扌+不)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在那场“极尽哀荣”的公葬过去40年之后，这个曾经的“报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被世人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