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示

　　大型文化成果从何而来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启示

　　“这是出色的专家在出色的主持者的主持下,开展的出色工作。”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7月11日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上这样评价“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对褒扬一向比较吝啬的安平秋此言一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千秋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此话1956年出自郑振铎先生之口。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也对点校本提出两点明确要求: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历时20年,全国高等院校与出版界通力合作,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成为上个世纪特殊历史时期全国高校最具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成果。推出至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学术上形成了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在其后的五十年时间里,对中国史学及其相关学科影响巨大。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还能集新一代学人之力,在新的时代,再一次实现修订出“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吗?

　　正在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信心。

　　又一代学人在新时期聚集

　　三年前烈日炎炎的夏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湖北、陕西、浙江、江苏等省市的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聚集京城,启动继往开来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学术工程。200余位参与修订工作的专家学者,代表了当前中国断代史研究和基础文献整理的前沿水平。

　　此前,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田余庆、蔡美彪先生等数十名在京著名学者及专家参加了论证会,住院休养的季羡林先生,也写来了《我的建议》,对修订工程寄予殷切期望。

　　之后三年,修订工程顺利完成了论证与立项;确定了总体修订目标和修订方式;遴选并确定了各史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各史修订陆续进入中期阶段,首轮样稿评审工作基本完成。19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人次的专家参与了样稿的书面评审。18次样稿评审会,有13次在最近一年内召开,修订工程进程明显提速。

　　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到各方面专家的肯定,一致认为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有了相当明显的提高,在解决原点校本遗留的断句、校勘问题,以及体例统一、资料搜集、撰写规范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政府推动坚强有力

　　“来自政府的推动坚强有力!”置身修订工程之中的组织者、修纂者,对此感触颇深。

　　修订工作被列为国家三大基金之一的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启动以来,国家给予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前所未有,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做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关承担单位和高等院校充分认识到修订工程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工作,减轻专家学者的工作负担,并在工作绩效考核等方面给予重视。

　　在政府的推动下,各承担高校在人力安排、资源配备、绩效考核和经费管理方面,采取了适当的调整和配套措施,对修订工作的长期稳定开展起到了有效的保障作用和促进作用。

　　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修订任务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他说:“我的工作校领导高度重视,除已有工作用房外,还配备了两位专职研究人员协助我的工作。中文系也适当减少我的教学责任。”

　　爱惜自己的羽毛

　　“爱惜自己的羽毛。”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的话,表达了参与修订工作数百位学者的情怀。

　　“中国的学术发展,往往是由于大项目的带动。上世纪殷墟的发现,培养了一批甲骨文的研究专家;敦煌文书的发现,培养了一批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专家。整理‘二十四史’是非常扎实的基础训练,使人一辈子受益。”这是参加过上世纪“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的感悟,今天正被新一代学人体验。

　　曾任《宋史》点校小组组长的裴汝诚先生,这次担任了《宋史》修订小组的主持人,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使他主持的《宋史》修订样稿在各史样稿中做得最为规范。当年参与《旧唐书》点校的陈允吉先生、参与两《唐书》地理志点校的邹逸麟先生、参与《宋史》点校的王文楚先生,以及参加上海五史编辑工作的李剑雄先生,都不同程度地投入到修订工程中来,以他们丰富的学识、宝贵的经验和认真的态度,从事修订工作。

　　对上一版“二十四史”,参与修订的学者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虚怀若谷。“我们今天的学术条件比老一辈好。汉简的出土,为《史记》的修订提供了可能;三国吴简的发现,为《三国志》的修订创造了条件;魏晋墓志铭的发掘,明清档案的公开等等,无疑都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帮助。”记者在许多学者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说法。

　　修订后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2015年年底要全部出版。“争分夺秒”是修订工作的常态,“后来居上、后出转精”更是新一代学人追求的境界。参与审定的先生们认真负责,将每一条点校修订成果都逐条审查,甚至比修订组查找资料的范围还要广;修订办对于程序的把握非常严格,对于样稿审查要求没有丝毫放松,有的样稿甚至评审讨论了三四次。

　　组织者的文化担当

　　“修订工作作为集体合作的重大项目,关键是质量和进度。这一要靠修纂者的功力、水平、努力,二要靠组织者的组织。个人项目,十年磨一剑,铁杵磨成针。但时间长、学科跨度大对集体合作项目却是个严峻的考验,十年人心会散掉。”安平秋的感慨意味深长。

　　“在我所了解的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中,这是运行得最正常、最出色的项目。真而实,组织者、修纂者真诚地做这件事,精到,简捷,指导思想妥当。”安平秋尤其赞同组织者与修纂者达成的共识:修订工程是原点校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修订工作必须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应严格遵守在原点校本基础上进行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最终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进一步确立并巩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现代通行本的地位。

　　在修订工作中,中华书局担当着组织者的角色。从立项、组织操作到确立修订指导思想并使之成为所有参与者的共识,总编辑徐俊是起着“枢纽作用”的人物。“‘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是一项任务巨大、参与人员众多,时间跨度漫长的学术出版工作,学术界期待已久且修订质量备受各界关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劳动和知识产权,尤其是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依靠各位修订主持人和修订组成员的力量,依靠整体的紧密合作来运行。今天,出版已经产业化,但作为出版人,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文化担当没有丝毫变化。我们要通过拿出无愧于前辈,对得起子孙后代的文化产品来实现这种担当。”徐俊清醒而坚定。

　　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从容的工作状态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在沿着预期的学术目标,向着后来居上的最佳境界稳步迈进。正像安平秋先生所说:“修订工作今后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们有望见到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

　　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