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轶事：解决爱因斯坦难题 帮助伦敦避过导弹

　　伟公远去 “三钱”绝响

　　巨星陨落

　　大家谁存

　　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海外游子怀抱爱国热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回国参加建设。在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21位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他们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艰难局面。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与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道，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国力的最初基础。

　　钱学森 1911—2009

　　1934年6月考取公费留学生，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0年，钱学森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阻力回到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邓稼先 1924—1986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6年因长期受辐射伤害，身患癌症逝世。

　　钱三强 1913—1992

　　1937年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

　　姚桐斌 1922—1968

　　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1968年因‘文化大革命’逝世。姚桐斌是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主持制订了该所的发展方向与规划，领导和参加了数百项课题的预先研究和研制，取得了大量的新产品及其他科技成果，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贮备。

　　吴自良 1917—2008

　　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1954年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上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被誉为建立我国合金钢系统的典范。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主持完成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

　　我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同志，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弃文从理

　　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曲折留学

　　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停日本，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全体愤然离船

　　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他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

　　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本文集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学习才刚刚一年。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后的4年里，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一起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

　　毅然回国

　　“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他曾回忆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

　　1947年，钱伟长获得一个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不)”。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最终被打成了“右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主席保了他。毛主席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就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大胆改革

　　提出破“四道墙”口号，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增设新科系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2年年底，正在一家研究所讲学的钱伟长突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央对他的信任，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这就是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习负担，他提出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伟长在上海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没有别的要求。我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强大需要力量，而这力量就是知识。教育是振兴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和手段。”

　　-成就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钱伟长在1947年解开了由冯·卡门提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其计算结果和1942年由麦克弗森、朗布尔格和利维所完成的实验相符合。

　　发表《变扭的扭转》

　　钱伟长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创造出“钱伟长方程”

　　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程”。

　　圆薄板奇异摄动解法

　　1948年，钱伟长还用奇异摄动法解决了圆薄板大挠度的问题，薄膜解适用于边界位移为零的挠度很大的情况，它除了不能满足转角为零的夹紧边界外，在全场适用，称为外场解。又称为奇异摄动法。

　　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

　　钱伟长还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

　　-语录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

　　———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我们要培养这种人，满肚子都是问题的人，这种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

　　———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的，那个学校就是好学校。即使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轶事

　　“三钱”称呼，周总理最先提出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影

　　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都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并称“三钱”，是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来的。

　　2005年，钱老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1956年，周总理召集一批专家，制定未来的科学规划。当时钱老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在他提交的科学规划里，包括原子能、导弹、航天、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他的建议遭到大多数专家的反对。参加讨论的40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支持钱老，一个是搞原子弹的钱三强，一个是搞航天的钱学森。钱老回忆说，“他们两个人帮我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三钱”从此得名。有意思的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三钱”再次不期而遇，才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影。

　　解决爱因斯坦难题

　　1942年至194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冯·卡门学术思想的影响，成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大师。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帮助伦敦避过导弹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这件事被转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

　　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

　　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

　　-背景

　　钱氏家门

　　越王后代

　　英才辈出

　　钱家可能是中国出院士最多的家族，仅无锡钱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 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锺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俊瑞。他们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鏐的后代。钱学森是钱王第三十三世孙。

　　钱穆，近代中国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他捍卫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粹；

　　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猛将，反对文言文，力倡白话文，鼓吹民主和科学；

　　钱锺书，他的《管锥编》和《围城》在他活着的时候已成为不朽之经典；

　　钱学森，两弹一星总设计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的杰出父子档：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

　　-生平

　　●1912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

　　●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

　　●1940年至1942年在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1983年至1987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7年至1994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悼念

　　大师的逝世，是我们科学界的巨大损失。除了哀悼，我们更应该牢记前辈的教诲，继承和发扬钱老做学问、做人的优秀品格，追随大师的志向，继续为我国的科研事业作贡献。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副总设计师、上海航天局研究员陈昌亚

　　斯人已逝，我们悼念他的最好行动是：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战斗，以加倍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

　　记忆里他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学校里见不到校长，但是学校到处都有钱校长的题字，他的著作，他写下的校训。

　　———一上大学子

　　科学巨星陨落，期盼新星闪现！

　　———网易山东青岛网友

　　上大原校办主任回忆钱老晚年生活：

　　乐乎楼里快乐的科学老人

　　羊城晚报上海消息 上海大学原校办主任曾文彪，1982年进入上大学校机关工作。第二年，钱伟长正式担任上大校长，入住乐乎楼。在他眼里，钱老首先就是那个在乐乎楼里快乐的科学老人，自强不息由此而生。

　　生活俭朴，没有一处房产

　　曾文彪介绍，钱老是一位快乐的科学老人。他介绍，钱老的“乐乎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3年—1998年，他一直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需要全国各地考察，但每月至少会回来一次；1999年以后，乐乎楼就变成了他的固定住所兼会议室和接待所，他生活的一切基本都在里面；2005年以后，因为身体原因，他经常住院，乐乎楼住得少了。”

　　曾文彪强调，钱老最爱的就是乐乎楼，所以大家也在此送别他。对物质要求简单的钱老，任职上海大学27年来，在上海甚至没有一处房产一点像样的家具。27年来，乐乎楼遵照钱老的要求，并不对他进行过多特别关照。

　　生活乐观，最爱足球和围棋

　　钱老作为上大校长，即使在八九十岁的高龄，也心系校园。曾文彪有时会被钱老召见谈话，常常原定半小时的谈话，不知不觉就变两个多小时。2005年前进入上大的学生经常能在校园内看到钱老，“他就喜欢满学校地跑，走不动了就让秘书推着他走，偏远的宝山校区都要去。” 曾文彪告诉记者，钱老觉得在校园多跑跑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钱老是一个快乐的科学老人，除了每天晚上坚持看科学文献，他爱好体育，足球和围棋是他的最爱。2006年德国世界杯，钱老已经住院，但是依旧难以割舍足球。听力不好，他半夜就将直播声音调到最响，别人都有意见，钱老却“装傻”起来。“你和他谈足球，他总是头头是道，什么球星和球队都记得住。如果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自己摆谱下围棋，他讲究心静”。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社、中广网、北京晨报、南方人物周刊，羊城晚报记者孙毅蕾、余姝，实习生金宇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