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史学大家陈垣: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图)(3)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

　　从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1952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他91年的漫长人生中，大学校长一当就是46年。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回乡奔丧。学生回忆起他多称“援庵先生”，而非陈校长，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而不是他的官职。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老虎”，但在课堂上，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听得入迷。好些受业者都说过：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他讲课，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面面俱到。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陈垣不仅认真批改，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

　　因为是自学成才，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从他那些著名的学生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刘乃和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对于现在越来越虚妄的中国学术界，陈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镜子。

　　他认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他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不漏掉一条材料。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启功回忆，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他发讣闻，没有按旧时惯例写“泣血稽颡”，而是把“血”字去掉，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学生看。不过，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见。有些学生不知道，只讲好。陈垣就会说：“下次不给你看了，怎么看了会没有意见呢？”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会改，他认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他还经常教导学生，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放在抽屉里，多放几年都没关系，学术性文章没有时效性，过后拿出来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再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时候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发表。

　　虽然写的是学术文章，陈垣却很注重可读性，除了易懂，还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题目的时候，“贵于醒目，如能引发人的兴趣更妙。”他在《顺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写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称：“看戏的时候，戏里有一个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欢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启功流泪写下《夫子循循然善诱》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

　　在情感关系上，陈垣很少表现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种主动性和掌控能力。陈垣有两个母亲，先后有三个妻子，十一个子女。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以及孤独。不过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感情不外露，儿孙也不敢问。

　　陈垣5岁时，因为三伯父没有子嗣，陈垣的父亲把陈垣过继给三伯父。陈垣后来回忆说，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自己也百般关爱，但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生母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经常教他唱儿歌。陈垣见到母亲时还会唱上几句，逗母亲开怀。两房离得很近，很容易就跑过去了，好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五六岁他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除了有限的几次回乡省亲外，很少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他常因不能亲手侍奉母亲而内疚。

　　聪明博学，又长得一表人才，广州时期的陈垣被称为“靓仔垣”。陈垣的孙媳、陈智超的妻子曾庆瑛说：“他能说会写，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擅长演讲。他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用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一个笔名是艳，友人问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

　　因赴北京从政，陈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断了联系。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邓照圆。虽然这个识字不多的小脚女人对他一片痴心，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照圆”，终究因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阂，让这样单方面的映照变得遥远而无望。邓照圆知道他喜欢吃家乡的鲮鱼，后来就让子女买来晒干，寄到北京。二房吴淑媛也没有随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仅28岁。

　　后来追随陈垣去北京的徐蕙龄，是他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师妹和学生。他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两人后来感情不和，出现矛盾。1932年陈垣给在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

　　1966年5月，陈垣的两个妻子先后去世，相差不到一周。这时，陈垣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是因为家人给中南海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总理，一封给康生。曾庆瑛透露：“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很难顾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他无法保护的学生和家人。这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本报道参考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张荣芳、曾庆瑛著《陈垣》、曾庆瑛著《陈垣和家人》。感谢陈垣长孙陈智超先生、孙媳曾庆瑛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