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唐山大地震》:冯小刚作品现实主义新高度

　　冯小刚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电影《唐山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关乎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关乎电影与科技的关系，关乎中国电影的艺术追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张跣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对《唐山大地震》进行了解读。

　　不是煽情而是真情流露

　　张跣说，作为一名电影观众，他一直对《唐山大地震》充满期待。这种期待既和导演有关，更和电影题材本身有关。事实上，有关唐山地震的悲怆、天灾与人祸，我们一直缺乏一个深入的思考，更缺乏真正的艺术表现。张跣说：“我一直在想，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且沉重的题材，冯小刚导演会呈现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他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切入？ ”

　　如果仅就片名和具体内容来看，《唐山大地震》既不是一部灾难片，也不是一部历史片，因为该片表现地震的篇幅十分有限，尽管影片制作的地震场面非常逼真，非常震撼。尽管《唐山大地震》的时间跨度为32年，但这部影片并非专门描写这段历史，而是写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把这个起因换成别的灾难性事件，这个故事仍然是可以完整讲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显然不足以表现唐山大地震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唐山大地震》剑走偏锋，没有赘述唐山大地震事件本身，而是转而描写这种大灾难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如何修复创伤。其实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却很少有文学作品或者电影作品去表现。

　　《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的感染力之深超出了观众的预期。张跣认为，这首先得益于导演选取的角度。导演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既非常朴素又非常讨巧的角度——亲情。冯小刚似乎既不想追问历史，也不想探求人性，他打的是“亲情牌”。这样，冯小刚把一场关于天灾人祸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残片，演变成了一道关于血缘与亲情的命题。李元妮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难以割舍的选择，寡居多年独立支撑的艰辛，方登难以摆脱的被遗弃的噩梦，方达和母亲的内心深处的冲突与牵挂等，每一个线索、每一个片断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冯小刚注重打“亲情牌”，但他并不特别煽情，甚至有时候显得特别的克制。比如，李元妮拒绝电工师傅，只是两句“不可能”，既干净利索又意味深长；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导演完全切掉了姐弟相认的场面，控制了情绪而又积蓄了力量；直至母亲下跪、母女相认，虽然是高潮但仍有所节制，既体现了人物性格，又不至于放任情绪。影片还有很多很感人的细节，比如洗干净的西红柿，比如死而复生的方登的墓碑，三人一起吹电扇，还有方登养父怒打女儿男朋友等，质朴生动，意蕴无穷。另外，演员的表演是不错的，徐帆的深沉而内敛，张静初的执拗，陈道明的张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平凡又超越平凡

　　亲情既是一切人性的基础，也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根基，更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成长与发展内在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对一部电影来说，这样一个角度既是平凡的，也是超越平凡的；既是琐碎的，也是深邃的，这就使得电影有了进退有余的可能。 《唐山大地震》表现的不仅是灾难，更是灾难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表现的不仅是亲情，更是亲情带给人们的道德思考。李元妮选择的是坚守，她坚守着中国女性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道德操守，忠贞不二；方达选择的是逃避，他努力走出过去的阴影，用现时的成功疗治历史的伤痛；方登选择的是固执，她为自己活着，为内心活着，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既折磨了别人又折磨了自己。

　　三个人的选择既相互纠结，又相互矛盾，构成了现实社会的道德困境。

　　而矛盾的最终解决似乎只有通过时间的洗刷和历史的重现，在影片中则是汶川地震对方登和方达的心理冲击。

　　有人高度评价《唐山大地震》，说冯小刚由一个娱乐导演变成了一个 “公民导演”，说他是现实主义的新高度，这大概都是些溢美之词。但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冯小刚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本报记者/王臻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