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后几年的“秘密任务”:为毛泽东录传统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为毛泽东录传统戏

　　对于传统戏曲的渴求，最先从中南海隐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领导下，孙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录制传统戏曲。以至于他将那两年里几乎所有的汇报文件和会议记录偷偷攒下来，如若有一天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也许还能说个明白

　　孙以森(口述) 本文采写/杨敏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寿县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两年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艺部戏曲组缺人，于是我就去了戏曲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龙镇》这出戏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游，跟一个开酒馆的女子调情，后来把这个女子封为妃子。文革前此戏已不让演出，但上面要我们录这个戏，并且明确指定李凤姐由李世济扮演，正德皇帝则让张学津扮演。张学津是张君秋的长子，马连良的徒弟。马派演员怎么唱言派呢？学啊！这样一来害苦了张学津。据说那一阶段，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录音听，最后总算是学下来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出戏，觉得很好玩；也有人说，这是江青点的名。这显然也不是要继承传统。

　　在翻录“京韵大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据传达，“首长”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词印大字送我。”这位“首长”显然不是别人——当时，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刘宝全和小彩舞的京韵大鼓，此前也没人记过唱词，只能对着录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但唱词还有十多个字听不出来。怎么办呢，一位聪明人提议把演唱者小彩舞从天津请来。哪知道小彩舞听了很多遍，也说不出究竟是哪个字！因为老师教她时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见过唱词。后来大约是由戏曲研究院的秀才们“听声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几个字就送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