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正义里守望 逆境中前行

　　正义里守望 逆境中前行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文 ｜ 唐棠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因对斯大林的不敬而劳改八年，因处女作获赫鲁晓夫亲自批示发表而声名鹊起，又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国外20年，晚年回国后还因对叶利钦批判和对普京的赞誉而饱受非议……

　　他的一生宠辱不惊，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无论是鲜花美酒还是苦役禁闭，他总是安之若素，永远只为“正义”说话，挥舞着“战笔”，为国家的前途开出“良方”。

　　他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伊·索尔仁尼琴。

　　在他去世两年后，江苏文艺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其长篇巨著《红轮》的中译本，这部书一共20卷，本次出版的第1卷共3册就已达100万字。这是俄罗斯的“史记”，涵盖了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而巨著作者的一生也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大书，一条流淌不息的苦难之河。

　　丧父阴影与作家梦想

　　1918年12月11日，亚·伊·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茨克出生了。他的母亲塔伊西娅正经历着丧夫得子的大悲与大喜。怀抱刚出世的儿子，她来不及为小生命祈祷，只盼望时间倒流，能与丈夫多享受几天婚姻的甜蜜。

　　1915年前后，塔伊西娅与丈夫伊萨基求学于莫斯科，并在那里相识。伊萨基来自北高加索，是一名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农民；塔伊西娅出身乌克兰，是当时库巴尼地区最富有的农庄主的女儿。婚姻生活刚刚稳定，“一战”征兵，伊萨基应征入伍，在德国战场上担任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回到妻子身边。丈夫平安归来，塔伊西娅满心欢喜，很快，她有了身孕。夫妻二人在喜悦中共同等待着“爱情结晶”的诞生。不料，1918年6月15日那天，伊萨基外出打猎时，不幸中枪身亡，塔伊西娅在丧夫的悲痛中生下了索尔仁尼琴，可怜的萨沙(索尔仁尼琴的小名)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在萨沙6岁那年，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母子二人迁居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市。萨沙靠母亲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入校学习。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从来没有吃过一天饱饭。无论鞋子和衣服多么破旧、布满污渍，他们还是不得不穿两年以上才能更换。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共产党政府分配的住房，只能租赁高价、没有水源和暖气的狭小的房间。为了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萨沙尝试了各种维持生计的苦力活，推运工、砌石工、油漆工、木工……

　　丧父的阴影深深笼罩着童年索尔仁尼琴的内心，他不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坚持父亲生前的信仰。在初入学校时，依然信仰东正教，他拒绝加入少先队。但是，经过几年校园环境的熏陶，加之同龄人的嘲笑和施压，他还是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是个活跃分子，他担任班长，爱好足球，又为电影和戏剧痴狂，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如饥似渴。进入高年级后，索尔仁尼琴被文学深深吸引，他通读完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开始写些随笔、诗歌，甚至构思小说，憧憬着成为一名作家。

　　然而，大学的专业选择并未如愿，1936年，索尔仁尼琴进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一方面，考虑到为了他而未改嫁、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他没有报考外地的院校，但是罗斯托夫大学没有文学专业，他就根据自己的第二兴趣选择了数理系。另一方面，文学专业被称为贵族专业，巨额的花费和政治上的风险，令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做了更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样，机械的数字和公式还是无法将他从文学的海洋中拉回。他顶着理工科繁重的学业负担，参加了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此时，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年轻、漂亮、学化学的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娅。索尔仁尼琴生性古怪，与女友约会的方式也十分离奇。他的时间观念很强，如果纳塔利亚比约定时间提前赶到，正在学习的萨沙会不留情面地将她晾在一边。交谈时，索尔仁尼琴也很唐突，直言告诉女友，不喜欢结婚生小孩儿，因为他担心婚姻会干扰他的文学计划。

　　1940年4月，索尔仁尼琴和纳塔利亚在罗斯托夫市婚姻登记部门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由于囊中羞涩，加之学业计划紧张，他们没有进入教堂，也没有透露结婚的消息，双方的家人均未到场为这对新人祝福。

　　“你被捕了！”

　　1941年6月，当德国人的装甲部队闪电般攻入苏联时，索尔仁尼琴刚刚结束大学学业。他毫不犹豫，应征入伍。在部队中，他继承“父业”，曾任炮兵连长并两次立功受奖。

　　然而经过战争的洗礼，索尔仁尼琴对统治当局的看法由认同转为反叛。早在战前，他就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对20世纪30年代国内政治大清洗十分反感，认为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公开审判极不正常。对统治当局的不满无从发泄，他就写在给中学同学维凯特维奇的信中。为了不被人抓到证据，索尔仁尼琴在信中称斯大林是“八字须人”，还批评了当时国内的腐败问题。

　　1945年，秘密警察破译了索尔仁尼琴在信中对领导者的不敬言辞，上报了统治当局。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第10节的第58条，索尔仁尼琴被定罪——“含有呼吁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或煽动，或个人的反革命行为”。

　　苏德战争胜利前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被叫到旅指挥部，先是莫名其妙被收走了手枪，接着，四只手伸向索氏，抓住他的帽徽、肩章、腰带，这时只听到一声大叫：

　　“你被捕了！”

　　“我？为了什么？！” 索尔仁尼琴不敢相信。

　　“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

　　不容申辩，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关押在集中营，接踵而来的是八年劳改、继续流放。

　　1950年5月，索尔仁尼琴与另一位名叫帕宁的在押犯人，因不合作而遭到惩罚。他们乘坐监狱的运输货车，15个人呆在原本只能呆8人的无窗、不透气的车厢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边远的劳改营。

　　这里每日的劳动艰苦而残酷。在雨水、泥浆或刺骨的寒风中步行至工地，一天两次接受搜身。犯人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号码缝在胸前、帽子和裤腿上。

　　犯人每月休息三天，早上和晚上排队等来的只是一块500克的黑面包和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稀汤，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大批劳改犯死于非命。

　　1952年1月，恶劣的集中营生活使索尔仁尼琴的右侧腹股沟中长了肿瘤。因为他身份特殊，拖了很长时间未能医治，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来临时，劳改营医院终于决定帮他治疗，使他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