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青年受邀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

　　陈厚志（左二）作为黎语翻译陪陈金玉老人（左三）赴日本出庭作证。 照片由陈厚志提供

乐观的陈厚志。 黄青文 摄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特别报道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65年后，那场战争巨大的伤口依然裸露着，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仍远远没有愈合。

　　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踏上海南岛，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沦陷区几成人间地狱。在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中，“慰安妇”制度是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在这个制度的奴役下，40余万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蹂躏。在海南，也有许多年轻妇女被日军诱骗、强掳充当“慰安妇”。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黄青文

　　198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农场青年陈厚志，从养母黄阿婆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日本娘”的故事。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日军侵琼时期“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称作“日本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饱经折磨的老人就一直背负着这样的污名，屈辱地活着。而陈厚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十年后的命运会和这些“日本娘”紧紧连在一起。

　　结识引路人

　　让陈厚志和“慰安妇”受害者结缘的是一个叫张应勇的老人。张应勇是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当时他正进行一项调查保亭当地抗日战争英雄人物的工作。工作之余，爱好文学的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

　　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还原历史真相。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应勇结识了陈厚志。当时张应勇的相机突然失灵，爱好摄影的陈厚志热心帮他修理。事后，张应勇还托人侧面打听了陈厚志的为人，知道他是个热心人，经常帮助孤寡老人和失学儿童。

　　不久，张应勇就将陈厚志邀请到自己家里，一边喝酒一边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调查。陈厚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张应勇面色凝重地对他说：“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艰难的调查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这一老一少协作配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之路。

　　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陈厚志告诉记者，当年日本人在保亭等地建有兵站，强拉当地人修桥补路，有多少农家女被抢进兵站，具体数字已很难统计。但据他这些年的调查，仅在保亭加茂地区，至少有55人被日军强迫做过“慰安妇”，这55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25人在调查时还健在，但只有5个人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的遭遇。

　　在参与调查前，陈厚志在当地只是个默默无名的人，随着取证工作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他，有时走在路上，陈厚志会被陌生的老阿婆拉到僻静处，哭着告诉他，“阿婆当年也是被鬼子拉进兵站受尽侮辱的人啊！”但哭诉过后，老人总不免要加上一句，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再和任何人说。

　　陈厚志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他说，尽管有点可惜，但是他到死也不会透露这些人的名字。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广大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而张应勇当年的那篇小说，也引起了远在上海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的注意，这位中国“慰安妇”研究权威学者曾亲自到海南来调查和看望受害者。

　　2003年，陈厚志应邀到上海参加研讨会，苏智良教授握着他的手说：“像你这样长期关注‘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志愿者真是难能可贵！”，并代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授予他特约调查员证书。

　　赴日讨公道

　　1997年，“慰安妇”事件有了新的转机，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问题调查取证。张应勇和陈厚志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希望将来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受害者们讨回公道。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学者、记者也都更多地关注起海南“慰安妇”受害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期间，有两位受害幸存者离世，而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耗尽心血的张应勇也于2005年辞世。

　　2008年12月，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陪同受害者———82岁高龄的黎族老人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代表原告参加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一案二审的第二次开庭。

　　陈厚志说，在庭审现场，陈金玉老人回忆起只有14岁的她，被3个日本兵追到家中当着父母亲人的面轮番侮辱时，泣不成声，情绪完全失控，老人用黎语哭喊：“我恨死日本人，是你们毁了我的一生！”

　　当陈厚志和日本翻译把这句话翻译给在场的人后，包括法官在内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有的人流下了泪水，一位日本老妇人上前为陈阿婆按摩。整整10分钟，法庭里异常安静，只有陈金玉老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回荡。

　　但这场长达8年多的诉讼，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东京高等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承认日军暴行对受害“慰安妇”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损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但以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索赔权为由，认为受害人的个人索赔权也因此丧失，裁定原告败诉。

　　消息传到中国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日本法院单方面作出任何解释，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侵略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人类历史上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至今仍对受害者身心造成难以忍受的伤害。日方应拿出应有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尽快妥善处理，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而对于陈厚志和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们来说，官司不会就此完结，即使老人们不在了，她们的后代也将继续这场诉讼，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让她们感受多些温暖

　　多数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晚景都是非常凄凉的，因为年轻时受到的非人虐待，造成了她们肉体和精神的终生伤痛，她们中很多人都丧失了生育能力，长期在人们的误解和白眼中生活。有的即使成家生子，家庭条件也非常拮据，很多老人百病缠身。

　　受害者之一的林亚金老人，每天去市场买菜，都要经过当年日本兵营所在的地方。尽管事情已过去60多年，但很多受害者夜里还时常会被噩梦惊醒，有的老人见到电视里出现日本兵的形象，就会抖作一团。

　　近几年来，除非是老人们急需帮助，陈厚志很少让外界打扰她们，他不想让老人们再一遍遍揭开自己的伤口。十几年来，陈厚志积累了大量“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资料，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展出，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但他也强调，只有等老人们都不在了，他才会把这些资料公布出来。

　　而有时候，陈厚志却不得不为了老人主动向媒体求助。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几天，陈厚志一直为受害者之一的谭亚栋四处奔走，请求援助。最初起诉日本政府的八名受害者中，已有两人过世，健在的6人中，86岁的谭亚栋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如今她病入膏肓，却无钱医治。

　　最终，谭亚栋老人收到了来自海内外爱心人士的16000多元捐款，这令陈厚志感到很欣慰。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好心人帮忙，他是无法撑到今天的。

　　陈厚志说，这些老人非常可怜，一生漫长的岁月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如今，他只希望尽力让这些老人晚年过得好一些，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多得到一些温暖。

　　采访中，陈厚志很少谈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海南日报记者到过他的家，那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陈厚志有一儿一女，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在外工作，妻子是个朴实的农家妇女，对自己丈夫的事业大力支持。陈家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但靠着种地和纺织，倒也自给自足。

　　除了当海南“慰安妇”志愿者，热心的陈厚志经常帮助家乡贫穷的孩子义务联系工作，至今他还保持对摄影的热爱，还有对黎族文化的兴趣。陈厚志天性乐观，他说自己多数时间不是和孩子在一起，就是和老人在一起，他会把从孩子那里感受到的快乐带给老人，也从老人那里学到很多人生的东西。

　　如今，47岁的陈厚志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当志愿者也已有15个年头。这些年来，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这些老人去世时都心有不甘，因为正义还未得到伸张。

　　陈厚志说，他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