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原口述：罗瑞卿大将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5)

　　913之后，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探望父母

　　从景山学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队开始，一个月20元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不去插队就只有饿死。我离开北京时并没有多想，也对农村完全没有概念。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学校的同学，所以也没有觉得多生离死别，反正北京也没有家了。在农村生活一阵子之后，觉得插队也有插队的好处，离开了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可以获得一种安宁。只要好好劳动，挣足自己的口粮，不会有什么事情来麻烦你。

　　从1969年到1973年，我在农村插队，这个时候父亲被秘密关押在卫戍区的一个摩托连，母亲被关在秦城监狱。1971年9月下旬，我偷听苏修电台，第一次听说了“林彪坠机身亡”，不久，一个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学告诉我，“林副主席叛逃，飞机掉下来摔死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但是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件事会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

　　老乡们却比我乐观。记得是1972年的春天，我们知青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天上飞过一架撒农药的飞机，有个老乡就说，“这说不定是来接罗原的，现在林彪倒台了，他爸爸可能要恢复了。”

　　197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下着大雪，生产队的治保主任来找我，当时集体户里的知青都回家探亲了，就我一个人在，他进来时拿着一封信，很紧张，叫我赶紧看看。打开信封一看，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调查函，询问我的情况，大队回复，说我“思想政治上一般，劳动和群众关系比较好”。当时治保主任很生气地骂道，“他奶奶的！要是说你思想很好，你不就能回去了么！”

　　到了后半年，政策开始松动，我们就经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许去监狱探监，我们就一起交流怎么能去探监。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房子，回来以后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济一些，还有就是靠偷，画月票、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没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乐，找点乐子，去谁家听一个好的唱片、听一个手风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个热水澡、有人请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我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信封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收”，落款写是“罗瑞卿的子女”，这种寄信的方式有人试过，中央可以收到的。我们也很快得到了回应。一天，来了两个军人，当时我们还挺紧张，可他们态度很和蔼，告诉我“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并给我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恢复了每月20元生活费。不久又通知我们“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这时候我真觉得生活有点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妈妈相继恢复自由了。那时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