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居民需搬迁?学者对此亮“红牌”

　　人“驱”楼“空”保护法受质疑

　　申遗成功，原本喜事一桩，村民们却突然收到一份“搬迁公告”，不久前，云南石林申遗成功之后要求当地居民搬迁的举措一石激起千层浪。以保护名义将人拒之门外，听起来荒谬，实则屡见不鲜：上世纪末，厦门在旅游发展的驱动下，将鼓浪屿的学校与居民外迁；2006年，九江提出让庐山牯岭百年老镇的4000多户1.2万名居民3年内分批迁移下山……对此，许多学者亮出了“红牌”。

　　当地居民：历史生态不可或缺

　　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穆尼尔·布什纳基看来，遗产保护不只是保护某个单一的建筑物、遗迹，还必须保护它的环境。他指出，早在1976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国际公约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规定。国内也有专家指出，文脉要靠人来传承。比如，九寨沟保护得很好，管理也很出色，但九寨沟顾名思义原本有9个寨子，可惜现在拆得只剩3个了，由此可见遗产保护上的误区。“九寨沟的老百姓信奉苯教，苯教不杀生也不吃鱼，他们认为河里的鱼都是神仙。九寨沟这才有了不曾遭受污染的水，有了千万年来留存下来的人间仙境。当地居民一旦迁移出来，怡然劳作的人变成急切贩卖旅游商品的人，生态的人变成世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变成破坏自然环境的人。这是不对的。”

　　学者们认为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系统有赖于现代人与古老遗产的和谐共处，近年来，在我国陆续出现的相应尝试或许已经为人们开启了一个个思考的起点。

　　历史街区：唤醒市民生活场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看来，古老而又特色鲜明的苏州总得完整地留下一些地段和街区，单幢建筑和园林保留得再多，也没法诠释姑苏城的市井味道。2002年，全新的“历史街区保护”理念，很快在平江路上落地。平江历史街区在社会融合、经济发展与历史遗迹保护三者之间找寻到了一个平衡点，赢得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古城保护的经典案例。

　　历史上的平江街区以居住为主，保护规划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在人口结构上控制50%的回迁率，即50%的邻里关系不变，80%的房屋不动或者少动，在住屋功能方面保持80%的居住功能，唤醒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场景。平江路的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有线电视等在保护规划中均得到现代化的更新，管线入地、路面铺装、河道整治。旅游及商业的适当开发与合理布局，使得商业活动不致于破坏市民宁静的生活。

　　如今信步走在平江路的青石板上，不仅能饱览城墙、河道、桥梁、街巷、民居、园林、会馆、寺观、古井、牌坊等众多类型颇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能见到拎着菜篮的老人，背着书包的孩子，三三两两坐在河边树下喝茶、下棋、纳凉、聊天的寻常百姓；一曲评弹、一腔苏白不知从哪扇门扉里传来，那些古老的生活趣味也慢慢地回来了。

　　遗址公园：历史在人迹中活化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童明康提到了遗址公园模式。在他看来，入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案例的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就为人们提供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今社会共存、与周边环境融合、与居民生活相互关联的一种思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按照国际惯例，没有对宫内建筑大规模复建。人们见到的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建造，只在钢结构上挂上板材，以模型方式扣在遗址上；宫墙恢复的不是实体墙，而是用树、竹子、石块等组成的抽象墙体；一些考古现场对游客开放，但开放不能影响遗址的考古挖掘进程；种下当时大明宫内有的植物；通过各种方式把遗址标识出来。这些都是遗址保护性展示的方式。遗址公园将在西安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类似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日本新宿御苑的角色，三分之二园区对游客免费开放，开启遗址区的人居元年。

　　本报记者 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