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出狱欲与张香华结婚 台湾当局调查张“忠贞”

　　8月3日，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辞世两年后，骨灰终回故土河南，并将择日在河南新郑福寿园陵园安葬。柏杨身后，不但留下了赫赫文名，还留下了一段爱情佳话。前不久，笔者在京采访到其夫人张香华，揭开了他们的爱情传奇。

　　柏杨和妻子张香华自幼都失去母爱，都曾有过不幸的婚姻，又都是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文化人。命运把他们抛在一条船上，他们欣然同舟共渡了。张香华在《单程票——给柏杨》一诗中写道：“我们都是行路难道上／苦绝的畸零人”，不仅今生今世“我们两注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的苍茫的晓色里”，而且“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定两张单程票”。

　　柏杨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除了当作家，还经过商，在东北卖过开矿的坑木，到台湾后一边鬻文为生，一边做出版生意。还干过大、中、小学教员。入狱前他在一所大学任教。

　　1968年，柏杨因文字狱，在火烧岛蹲了9年又26天大牢。出狱后，柏杨一无所有，成了流浪汉，他被朋友们安置在一间经过改装的废旧汽车里，后被人戏称为“柏杨故居”，吃的、用的、花的全仗朋友们接济。就在这山穷水尽之际，张香华走到了他的身边。

　　在一次聚会上，他们相识了。当柏杨听到张香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呆住了。数年前他囚禁时，在某报的副刊上读到一首名叫《秋日·紫薇》的诗，对其“ 可以听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一句发生过强烈共鸣，他认为作者心灵中没有某种频率写不出这样的诗句。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张香华；而张香华呢，早在中学当教师向学生讲授泼辣文章时，便介绍过柏杨。张香华回忆说，在认识柏杨之前，听到他的名字，就有点儿心惊肉跳，总认为他是个吞钢刀吐利剑持长矛扫六合的人物。可在酒席上一见面，觉得他谈吐温婉有礼、机智幽默。尽管他手中的烟一根接一根地烧，隐隐地透露出内心的焦灼。

　　后来，暮冬的一个黄昏，他们在咖啡室相对而坐，当柏杨用苍凉的语调说出大家都需要一个归宿时，张香华极为紧张，她担心他们的相爱是不是够深。她嗫嚅着说：“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你才从牢狱里出来，不能再受任何打击……”孰料柏杨反应极快：“我从不怕任何打击！”仅此一句铿锵之语，令张香华瞬间作出决定：嫁给他！

　　柏杨思娶，张香华想嫁，台湾当局却亮出了红灯。

　　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消息传出之后，调查局派员到香华执教的建国中学，用一种惟恐天下人不知道的声势，调查张香华的“忠贞材料”。特务们的举止激起张香华的愤怒和挑战，她当众坦然地“对一个‘老’、‘丑’、‘穷’俱全，而又绝对没有什么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纳”。柏杨出狱次年，即1978年2月4 日，他们携手步入红地毯的那一端。才貌双全的张香华，下嫁给一个大她20岁、蹲过十年大牢、在破汽车壳里栖身的政治犯。有人断言：他们的婚姻不会超过3 年。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人，他们的婚姻“一站到底”。

　　他们婚后的生活诚如他们为自己的散文合集所拟的书名《我们的和弦》。柏杨说，“我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们相互勉励、警惕、责难、规劝。”香华对柏杨的崇敬和欣赏几乎到了极致。她说，“和柏杨在一起，让我觉得安全、温暖、笃定和可靠。”尽管他们之间年龄差距较大，个性不尽相同，但爱填平了这条“代沟”。

　　张香华还历数柏杨这个“丑陋的中国人”许多陋习和“毛病”：

　　一是言简意不赅。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时，每日除吃饭、睡觉外，伏案工作达12小时，日常生活语言只是象征性的几个词。一次他用留言形式向助理小姐交待工作，写道：“明天，书好，校对好，没问题，早打电话。”助理小姐抓着这“天书”半天琢磨不透。张香华翻译说：“明天早上，先把散放在地上的书收拾上架，然后再校对，校完了，没问题了，打电话让出版社来拿稿。”

　　二为演讲噜嗦。柏杨演讲中往往把一个生动的主题，叙述得冗长要命。一次在台北金石堂演讲，又犯噜嗦毛病，热情的听众还不断举手发问。那天，张香华忍不住也举手了，陪同的朋友惊讶她怎么也提问题。张香华说，“我是叫他早点下来。”

　　其三是信口开河。一次在吉隆坡访问，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婚姻的重要条件是什么，他信口便答“金钱！”记者抓住一字不改照登不误，且宣称，这是柏杨的婚姻经验。事后张香华有点怏怏，柏杨笑着解释：“金钱对人就像空气，事实就是如此。人人心中都这样想，我只不过说了句大实话而已。”

　　张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