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最决绝叛徒叶青:两次枪毙死里逃生(3)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