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面对腐败分子“好老头”怒不可遏(3)

　　不做挂名的高院院长

　　1958年春，75岁的谢觉哉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党中央、国务院虽然考虑了他的请求，但从党和国家人事安排的总体考虑出发，仍准备推荐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人们的视线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名高位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同志劝他道：“谢老，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谢觉哉深知这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照，尽管自己已经76岁，可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所以只挂名是管不好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 ’，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

　　谢觉哉通过几十年司法工作的实践，深深体会到要不出现或少出现冤假错案，就必须走出法院，多做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1958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事务中许多重大事项都不按规矩和程序办。在全国法院系统，当时的各地法院出现了用电报报案的做法。谢觉哉觉得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改变的问题，而是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以致发生冤假错案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心和期望。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都要亲自办几个案件，并说：“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他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废除电报报案制度，恢复1956年以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刑案必须同时报送案卷的做法，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此后，全国各省、市法院大批大批的案卷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一捆捆地堆满卷柜。谢觉哉以身作则，许多大案、重案坚持亲自办理。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提醒各级司法人员：“从冤案的数量来看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被判冤刑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对于冤判者本人、家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该是多大啊！”

　　在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4年多岁月里，他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所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亲自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有一年，他碰到湖南一个告状的人，是湖南一位有名的烈士家属。这位烈士家属说，江西法院判她儿子是反革命，她不服。原判认定她儿子当过国民党长沙保安队的迫击炮连长。她说并没有这回事。谢觉哉看了材料后，发现这个人只有30岁，解放时只有20岁，又是一个颇有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国民党怎么会要他当迫击炮连长呢？但是判决书上说，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谢觉哉怀疑，到底是什么档案？查清没有？他做了细致的调查，认真地查阅了档案，这才弄清原来是同名同姓引起的冤案。那个真的国民党军队迫击炮连连长已被镇压了。原审判员在判案时，没有查阅那个档案，就轻率下了结论，结果酿出一桩冤案。

　　1961年，谢觉哉收到一封寄自甘肃的人民来信。写信人名叫张志远，1953年被县法院以破坏民族政策及强奸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不断向上级法院申诉，均被驳回，现已坐了8年牢。谢觉哉感到有些蹊跷，10年牢已坐了8年还在申诉，说明此人很可能有冤情。他请工作人员调来案卷，认真审阅，并派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前往甘肃，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一起进行复查、取证、走访、分析，结果案情真相大白，确实是一桩冤案。

　　谢觉哉经常说：自古以来，法院就是辩论是非曲直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法院，也有不讲道理的，判决书上不写或写不清道理的相当普遍。上诉驳回，也往往照抄原判决书上的话，添上“上诉无理，维护原判”。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老爷”，而不是“ 法官”。他常常告诫各级司法人员，“处理上诉、申诉案子要认真。人家既然提出了上诉、申诉，总有他认为对的道理，应该考虑、分析，调查研究，对的接受、改正；不对的解释批驳，以理服人，不能用轻率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上诉或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