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三张面孔:传教士与政治家身份相抵触

　　历史真是个叵测的事物，没人知道哪些会被记录下来，哪些又被人为地冲刷掉。

　　作为曾在燕园度过六年最好时光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作为司徒雷登唯一一本回忆录的中文译者，我仿佛肩负着某种不容推脱的责任。太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我不妨去碰触一下那个最浅白也最深奥的问题：谁是司徒雷登？在我看来，这个生于中国、长在中国、将大半辈子生命播撒在中国的美国人有三张面孔。

　　首先，他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务长。燕京大学在1949年之前是远东地区最出色的教育机构之一，从诞生到发展所产生的一切开销，由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两国筹集而来。筹款的过程可以“筚路蓝缕”来形容。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这种高级乞讨最让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尽管我用友善的态度将潜在的捐助人吸引过来，但友谊却迟迟不能化为实际的款项。到1937年时，燕大的捐助基金已达到250万美元。那么燕大声誉最隆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以颇负盛名的新闻系为例，在一段时期内，中央通讯社在世界上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几乎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燕大，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尽管用了美国的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学。

　　其次，他是一位基督徒。他虽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却最终放弃了本行，走上教育家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胡适曾在《在华五十年》英文版序言中毫不吝惜赞美的笔墨，甚至将司徒与马礼逊、伟烈亚力和傅兰雅等人并举，称其最先呼吁社会与政治变革，将古老的中国从沉睡中唤醒。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司徒雷登将传教视为义务而非兴趣，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信仰的忠诚。

　　他的最后一个身份，才是政治家。在国共谈判行将破裂之际，司徒雷登匆忙上任大使一职。对此，无论胡适还是司徒雷登本人均承认是一个失败的认命。从执掌使馆到退休，司徒雷登远离自己心爱的燕大，近观中国时政，最终在大陆全境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其实，司徒雷登并不想做美国大使，也不适合去当大使。他的意识形态，时刻挣扎在对人性无限信任和对新政权深切怀疑的罅隙里，从未得到片刻灵魂的安宁。他曾声称：“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而“中共新的政权却给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洁的印象”。但宗教情怀和政治倾向使他无法看清当时的政局和民意，最终只能在大陆“沦陷”的背景下黯然退场。

　　三张面孔，代表着三个司徒雷登。在他的这本回忆录中，处处可见他对传教士与政治家两个身份的抵触，唯有追忆燕大岁月时，才流露出深深的缅怀与温情。历史的演进往往伴随着一个遗憾：真相总是缺席，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对真相的种种解释。当年毛泽东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仿佛为司徒其人画上京剧脸谱，几十年来他变成了一个符号——能指是司徒雷登四个字，所指是十恶不赦的美帝国主义。尤其令人伤感的一点是，过去60年来，始终未给这位燕大校长任何讲话的机会，就连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司徒雷登的称赞，也在选入中学课本时被删除。这样看来，半个多世纪后，《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公开发行，恰是还历史以澄澈的最好方式。

　　所幸的是，层累的历史终将趋向公正。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下葬于杭州西子湖畔，他出生的地方。尽管葬身燕园的愿望或许永远不能实现，但能够在半个世纪后魂归故里，终究是对这位“爱美国也爱中国”、“像中国人比像美国人更多”的老人的迟来告慰。墓碑上，他的头像下面用中英双语刻着简单的一句话语：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我相信，这正是他最希望自己被后人永远铭记的那张面孔。

　　作者简介：

　　常江，《在华五十年》（新版）译者。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