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少将:14岁在《毛泽东选集》里找历史答案(2)

　　喷发

　　15年前，出版社只是想让金一南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金一南那些快要憋坏了的积累忽然看到了有个出口，便争先恐后往外冒。冒到哪里算哪里，都写了10万字了，红军还没出发呢。金一南心想，坏了，不会是跑题了吧，就拿给出版社看。出版社反而很高兴：“太好了，你就这样写下去吧。”

　　不列提纲就动笔写书，这听上去好稀罕。但金一南确实就是这样的。

　　在他看来，研读历史需要反复斟酌的哲学思辨，而当这些历史素材内化为感悟之后，不如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在艺术的领域，第一个念头最好。”

　　所以，当他决定把第一道目光投向国防大学图书馆角落里那本枯黄脆裂的《蒋介石日记》并以“西安事变”作为切入点之后，接下来的《苦难辉煌》往哪里张望，就全凭信马由缰的恣意了。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历史小说”、“革命史诗”来形容此书。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体裁，只知道写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体裁限制。”就这样，它表达了他心中的东西，既有恍惚间如同亲历历史的激情，又有蓦然间拉开历史景深的喟叹，那是一股在今昔时空里自由穿梭的气息，是一种对先人或崇敬或悲悯的情义。它们就这样喷涌出来，恣意的，也是最美的，不可复制的。

　　所以，他把它看得比命还要珍贵。那是在2006年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演期间，他在军舰上对《苦难辉煌》进行最后修改。海上编队从美国向加拿大航行途中，遭遇到了老海军前所未见的巨浪，舰首连连被埋，锚链仓钢化玻璃被打碎，80吨海水涌了进来，机关炮炮衣被撕开，舰体的钢梁和钢板嘎嘎作响……风浪持续了2天半，无法站立，无法就餐，无法睡眠。金一南护着笔记本电脑(《苦难辉煌》全部书稿都在里面)，一门心思在想：“可能回不去了，可惜了这本书稿。如果有直升机能把电脑吊走……”

　　如果一定要把“心血”和“命”舍掉一样，那些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凝成的心血，有时候真的可以比命都重要。它存在，就已经是火热生命的见证。

　　它伴了他十多个年头，直到他为它画上最后一个句号。那一刻，没有欣喜，只有“怅然若失”。他太留恋每一个与它相伴的日子了！

　　那是一种“狂”——“那么多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但我不是‘跪’着写的，我甚至不是‘站’着写的，即使‘站’着，他们的背影也足以挡住你的视线。我写的时候非常狂，感觉自己是往下看，看他们的得失，看他们如何创造历史。”

　　那是自己跟自己“吵架”——“有的人写书，没有辩论，真理全在他手。而我一直在自我激辩，跟内心吵架，跟看不见的对手吵架。没有疑问，就没有思辨；没有思辨，就没有真理。宗教从坚信开始，科学从疑问开始。”

　　那是动情的泪——“有难以计数的英雄，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评奖、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的帷幕后面。有读者告诉我，王开湘举枪自杀和胡天陶被枪毙的那两段非常感人。这也是让我最动情的两个人，今天，他们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写他们时我流泪了。我愿意为他们流泪。”

　　……

　　我问：“写一本书写了15年，难道不苦吗？”

　　他摇摇头：“那是别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浑然不觉。”

　　他跟我说起1995年、这本书刚刚开始那会儿的一件事：他得了痔疮，动了手术，无法坐立，就把386台式机搬到地上，铺上地铺，支着胳膊，趴着写。来客一进门就喊：“哎哟，怎么这样……”他茫茫然抬起头，好像还回不到现实间。

　　他苦吗？不苦吧！真的不苦吗？

　　但我知道，为这50万字的《苦难辉煌》，他专门写了300万字的笔记：列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4条时间轴，又列了4组人物的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素材，在《苦难辉煌》中并未提及。功夫白做了吗？这是又一次“采火”和“熔岩”的酝酿么？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不为下一次“辉煌”，只为乐在其中。

　　奔腾

　　金一南“采火”之后形成的种种思考和观点，是版面之内无法一一尽述的，好在其中的一部分精华通过《苦难辉煌》传递给了读者，并随着媒体的争相解读更趋清晰。通过专访，金一南的新见解更多地呈现出来——

　　英雄·人民

　　“沈阳军区炮十师有个‘董存瑞连’，每天点名，第一个点的是‘董存瑞’，全连集体喊‘到’，声音非常洪亮，哪怕是新入伍的士兵，跟着喊一声，立刻就能感染到那股豪气。

　　“英雄的豪气是一种气场。进入英雄的群体，哪怕是懦夫，也会变得勇敢；相反，进入懦夫的群体，哪怕是英雄，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个贬低、轻视英雄的民族，不可能完成复兴伟业。

　　“有人说，时代变了，英雄观也要与时俱进，不用再讲狼牙山五壮士了。英雄会变得陈旧吗？狼牙山五壮士是在民族命运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候迸发出的强烈光芒。如果对这个都不珍惜，那还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

　　“我们讲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人民中那些最早觉悟、奋斗最为英勇、牺牲最为坚决的人，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创造历史’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都是通过人的牺牲奋斗去实现的。没有牺牲奋斗，所有东西都是虚的。”

　　假想·潮流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最理想的是‘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错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宣称这种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强大了。那些认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倡导者康有为‘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能否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其三，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须兼备物质、精神的双重强大。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枪杆子·民意

　　“2001年我在美国讲学，有个美国人质问：政权是选出来，不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当时就问他：‘第一，你说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请你告诉我，美国从最初的13个州发展成50个州，哪一个州不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先打印第安人，再打墨西哥人，后打西班牙人。如果有例外，就是从法国人手里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从俄国人手里买了阿拉斯加州。靠的都是金钱和武器，哪个州是投票投过来的？’这个人回答不上来了，我看他对美国的历史还没我熟呢。

　　“我接着又说：‘第二个，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才50几个党员，建军时800来个军人，就那么点儿人，而国内资源和绝大部分的国际援助都在对手手里，她能够用20多年时间把盘子翻过来，没有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可能吗？那时老百姓不知道用手投票，但他们用双脚投票，用行动投票，推着小推车，把物资运往前线支援解放军。’

　　“现在，我们有一些干部忘掉了执政的根本，做点好事就像是给群众施恩。这时候回顾苦难史，其实是在回溯力量的本源，提醒我们的政党千万不能背弃根本，一旦背弃就会被历史背弃。

　　“82年前，毛泽东发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叩问，中国红色政权今后如何存在？新一代共产党人还要继续这个命题。2008年，法国《世界报》有篇评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表现出了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可塑性’这三个字评价很高。怎么塑？怎么变？民心是一杆标尺。”

　　满·“飞白”

　　“在历史大命运前无法主导个人小命运，这是一切悲剧的根。就拿中国革命来说，多少人因它获得名誉，多少人因它毁掉名誉，就全看你是不是顺应了历史。

　　“历史富有大量的戏剧性场景，比如：1934年，红色首都瑞金被两个前共产党人李默庵、宋希濂占领，他俩是黄埔一期的早期共产党员，‘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脱党；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前国民党军官。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他在后面追了2万余里；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传统史书的写法是，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一一记录，看似很满，但它不跳跃，不会从1934年、1935年一下子跳跃到1949年。就拿我上面说的4件事情来说，时间上不挨着，就往往被拿来单说。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对比一下呢？为什么不在‘吴奇伟追袭2万余里’之后加一句‘1949年10月1日他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呢？只要加这一句，别的不用多说，就像国画当中的‘飞白’，那会激起读者多少想象和感慨，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报复，也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眷顾。如中山先生所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也许我是研究战略的，和史学家看历史的方法不大一样。在我看来，历史的一些细节是可以省略的，但某些细节绝对不能省。

　　“再讲另外一件让我很受触动的事。我在2006年参加了中美首次联合军演，到达夏威夷后，我提出要去看看张学良的墓。当我看到那块除了姓名和生卒之外任何记录都没有的墓碑时，很惊讶，为什么不去竖个丰碑，刻一篇长篇大论的碑文呢？疑问之后又生出感慨：真正的大人物需要碑文来证明吗？是非功过不全在‘张学良’这三个字里面了吗？在我看来，那块草丛中的张学良墓碑就是一个不能省略的细节。”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