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季羡林约他当助手 没完成口述史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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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季羡林用毕生的精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谱写了为国育人、乐于奉献的传奇人生。季老生前在其学术助手蔡德贵的协助下，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曾75次口述录音，这一口述实录被整理成《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书。蔡德贵说，在季老的最后10个月里，能够听取他的教诲，记录他的人生经历，这是莫大的荣幸。

　　季羡林主动约他当助手

　　2008年10月，季羡林委托人给蔡德贵发短信，希望和他私下谈谈。很快季羡林身边的人给蔡德贵打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他当学术助手的想法。“接到电话后，我非常犹豫。原因在于季老身边有很多人，由他们做这项工作可能最合适。后来我才知道，季老的很多高徒在北京大学担任着非常重要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我转念一想，自己可以陪季老聊聊天、给他解解闷，于是就没有一点思想负担了。”蔡德贵说。

　　2008年10月13日，口述历史的工作正式开始。第一天口述时，季羡林特别跟他说明，做口述历史，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同时说明约蔡德贵做口述史的原因，是因为他写过自己的传记，对自己比较熟悉。“口述历史在学术界很是时髦，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因为眼睛的原因无法下笔。也曾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一直无法如愿。对我自己来说，口述历史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季羡林说。

　　301医院为了保证季羡林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季羡林谈得兴起，往往不遵守医院的规定，说：“我没有那么娇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蔡德贵说，做口述史的这10个月，他有机会聆听季羡林谈论人生经历、学术历程，听到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和趣闻，自己感到莫大的荣幸。在这一过程中，季老妙趣横生、睿语惊人，而且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2008年11月7日，季老和儿子季承在相隔多年后见面，两位老人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从那以后季老精神好了许多，经常在口述中讲起以前的趣闻，并哈哈大笑。

　　在书中，有一些删节符号。蔡德贵称，这些一方面是现在还不太适合公布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为当季老感觉所口述的和“大国学”关系不是很大，就会建议关掉录音笔。

　　由季羡林儿子季承著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出版后引起舆论哗然。谈及季承笔下的父亲形象，蔡德贵回应道：“通过互联网，我浏览了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我非常理解季承。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由季承亲自将真实面貌披露给读者，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是我想说明一下，我眼中的季羡林和季承眼中看到的父亲可能不是一个人，我想读者朋友感觉到的季羡林可能也跟季承写的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儿子看父亲时可能看到的弱点多一些。对季承的评论，我们无权指责。”

　　没彻底完成口述史很愧疚

　　蔡德贵透露，季羡林在晚年时表现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认为全人类面临着3种紧张关系：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季羡林认为56个民族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其他民族都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共同建设，功不可没，所以他在2006年以后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当初季羡林把蔡德贵从山东叫到北京，主要目的是想把自己对“大国学”的理解用口述的形式笔录下来。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需要去美国参加一个研究项目，当时他与季羡林约定9月回来后继续做口述，并把所编著的《季羡林年谱长编》念给他听。没想到，当他从美国回来季老已驾鹤西去。“今天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只是包括了季老广博学问的一小部分，有些他老人家确确实实带走了，对没有彻底完成口述，我感到特别的愧疚。”

　　本报记者 杨雅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