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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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经残废了”

　　日常事务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

　　这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已经5年没写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值得写。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三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20多个笔记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称为是一部“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难的。田本相说,曹禺过去写剧本,常常是先涌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据当时一位记者记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对田本相回忆写《明朗的天》时曾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写”。曹禺晚年已经明白,但他也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着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胆剑篇》当时也引来不少好评。但周恩来提出,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来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

　　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不真实和过分美化。梁秉堃说,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万方最近整理父亲的资料,发现60年代北京附近发洪水,曹禺还去写过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笔记,记录群众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迹,但最后没能写出剧本来。

　　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他去写个抗洪或劳模的剧本,跟他写《雷雨》或《北京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创作不是这么写的,《雷雨》和《日出》是从他真心里流露出的东西。他永远无法从这种隔他很远的生活里,写出让他觉得站得住的东西。”万方说。

　　“我认为我父亲解放后的几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确实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可能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万方说,写王昭君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的曹禺仍然是一个完全被异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万方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人的悲剧。例如晚年研究服饰史再也不写小说的沈从文,转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