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秋雨还不至于已成 “文化标志人物”吧？

　　由余秋雨引发的思考

　　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界，余秋雨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十多年前，伴随着余秋雨的声名鹊起，各种批评与质疑的声音就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先是有人从文体出发，指出余秋雨所写 《文化苦旅》中的文章并非真正的散文；接着又有金文明从做学问的角度，挑出余秋雨文章中的诸多错误，竟然出了本22万字的书 《石破天惊逗秋雨》；尔后，功成名就的余秋雨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电视娱乐节目中，被人们戏称为“学术明星”；更有青年学者余杰，翻出余秋雨“文革”中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俗称“石一歌事件”)效力的旧账，惹得是是非非；再往后，什么 “大师门”“含泪门”“诈捐门”“假死门”……事情是一件比一件荒唐、一件比一件格调低下。

　　因此，对于余秋雨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消息，我都没有兴趣再去关注。然而，余秋雨最近又出了本记忆文学 《我等不到了》，再次引起众多读者的质疑，其中有力挺余秋雨者，竟将正常的文化批评上纲上线，认为“一个民族，要是沾染上了这种‘群殴’的习性，极易造成群体性痴迷。如果说盲目崇拜是一种悲哀的话，反之，‘全民批判’更是一种大悲哀。”

　　说这样的话就让人不能够接受了。首先，余秋雨尽管很优秀，但还不至于已成了我们的 “文化标志人物”吧？其次，无论余秋雨已然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有了错误都应该受到批评，而为什么批评他的人多了，便要造成什么“群体性痴迷”，因而“更是一种大悲哀”呢？

　　余秋雨曾经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罪名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转过脸，余秋雨又告诉读者：“我的爸爸余学文，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左派，十年蒙冤。”议论“文革”是在什么时间？就像吴拯修所说，难道“文革”运动之中还裹套了个“反右”运动？

　　作为一个学者，学问搞得怎样似乎还可商榷，但在写作非虚构之类的作品时，至少应该有一个严谨的学术态度；作为一个学界名人，其一言一行皆有可能在相当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故更要对自己的言行高度检点。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言行一致，是对做人的起码的要求。对于余秋雨，想必也不能算是苛刻吧？

　　关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