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图)

　　左小祖咒档案

　　本名吴红巾，1970年3月4日生于江苏南京，生活在一个水上运输工人的家庭。母亲是船工，父亲是船老大，中学辍学后他曾参军，写诗，后来在上海卖打口磁带，1993年在北京组建NO乐队，改名左小祖咒，并任该乐队主唱歌手、吉他手、提琴手和歌曲作者。同时，左小祖咒也是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组建者。主要唱片作品有《走失的主人》《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等；行为艺术代表作品有《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书籍代表作品有《狂犬吠墓》《忧伤的老板》。

　　回忆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新报：最近你出了一本书叫《忧伤的老板》，记录了你从1993年到北京直到今天所经历的艺术、音乐和人的种种事情。回头看往事，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左小祖咒：摇滚乐是个不大不小的圈子，我在里面晃悠了快20年了。20年可以认识很多人，可以发生很多事。但是回忆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有些变化让人觉得悲哀，形式却很滑稽。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一起开始的人，有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但到现在，活跃的好像没有几个。

　　这本书，虽然我写了音乐、艺术和其他文学方面的事，最终我是希望给年轻人看到：这个人在不借钱的情况下，怎么脱离父母还可以给家里寄一点钱生活的事，你说它是一个文学的书也不是。打开之后很多都是照片；如果说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话，我也不是麦当娜之类的，甚至连王菲都不是。很多人知道我跟一些流行的东西在一起，你们可能有一些不解，我想我不这样做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听我的歌。

　　新报：是不是成功了以后觉得很有必要通过一本书让人更多地了解你以前的摇滚作品？

　　左小祖咒：我刚开始还真认为我特别成功，其实不是。我们看西方的摇滚乐歌手，像很多重金属，那么难听都能够生活得很好，但我们不是这样的，尤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唱片业非常不景气。我就做自己的事，经过了大概10年的自我推广、创作，像一个小老板一样，我的唱片我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包括《苦轨》这首歌，到今年创作差不多12年了，今年我在演唱会上又重新唱这首歌，我有责任把我以前唱片里很不错的歌在今天唱出来。我想我现在的一些作品跟流行音乐差不多，听起来很美、哼哼唧唧的，但是它的歌词依然是以前的意识，是我以前延伸下来的。

　　新报：你做音乐，但也很现实，因为你一直强调“生活”的问题。

　　左小祖咒：很多我们崇拜的西方摇滚乐人，都是很现实的人，能够离开父母靠摇滚乐养活自己，中国的摇滚乐可能是因为一些书和一些评论的误差，把摇滚乐看成了一个特别神圣的事业，就是摇滚乐不可以沾到钱，跟流行乐有极大的区别；其实我们不能拒绝现实的东西，因为你不可能靠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远方亲戚养活你们，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同时，如果你能够靠自己说真话，靠自己的创作赢得金钱和社会地位，你是牛B的，你懂我的意思，你创造了自己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摇滚乐，有很多年轻人在奋斗，还没有完全做得特别好，我期待你们也继续支持他们，因为音乐都是免费听的，你们有钱的话还是希望你们看他们的音乐会，去买票，买他们的唱片去，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

　　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

　　新报：当年你从上海来北京就是为了做音乐？

　　左小祖咒：可以这么说。我是1993年从上海来北京的，大概是5月底6月初的样子。之前在上海呆了3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给你录一盒磁带，给你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之后也卖打口磁带，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我得做自己的音乐。乐队的名字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就叫NO。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而我要做的音乐，也应该是一种很有意思，而且是一种和当时的一些乐队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新报：我不懂这个“不同”是什么意思。

　　左小祖咒：我一直在钻研各种乐器的不可能性，包括提琴和贝斯，我要把所有这些乐器的不可能性给组合到一起。开始搞音乐的时候，大家都去扒带子，我没扒过。我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带子里的歌用的是吉他，我就想，提琴放在里面是什么样，于是就在听歌的时候玩提琴。我更看重音乐的色彩，旋律与和声只是些细枝末节。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是朋克，但我拒绝这个称呼，因为我搞的不是朋克，也不是金属，而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摇滚乐，或者说我搞的是一种杂种音乐。

　　新报：还记得第一次进录音棚时是什么状态吗？

　　左小祖咒：1994年的时候吧，我和几个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录了一首《无解》，收在一张拼盘里。那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我们乐队的成员都是第一次录音，鼓手告诉我他很紧张，于是他喝了点酒，以为这样就不紧张了，结果喝高了，第一天干脆就废掉了。这首作品其实我并不满意，但它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一年我接受香港一位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一张唱片都没有出过，我就告诉他：“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我起码可以说，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才有了多样性，更多的人还都在可能性之内做自己的事情，而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有些艺术家在一个很小的局部做出了一点颠覆，而我是全盘端，根本就不在套路里面。

　　新报：沿着这种可能性走下去，你觉得自己走得还算顺利吗？

　　左小祖咒：怎么说呢？比如说2001年，我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一些媒体隔三差五地对我也有报道，有一群年轻人也很喜欢我的音乐。可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连房子都租不起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如果朋友找到你，觉得你出名了，“请我吃个饭吧。”我要说我没钱，人肯定觉得我装蒜。而且我的很多好朋友都不敢来找我了，他们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买了洋房，过着优越的生活，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几年后，我说起我当时的生活，他们都很难过。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原因，这种事情是没办法说的。

　　2003年我创作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其实也是概括那几年文艺圈现状的一句话，那时候有相当一大群人迷失了，还有很多本来喜欢文学、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开始离弃了这些东西，去干其他的了。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觉。但是，没有人帮得了你。

　　新报：可是你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目前过得还不错，又写书又开演唱会的。

　　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个唱片发行之后，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开始有人来找我办事情了。有一些主流歌手开始找我写歌、做唱片，还有一些策划上的事情也找上门来了。这个过程是一点一点体现出来的，好多人都是靠一首歌就火了，可是我没有。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发现我的运气被硬生生地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还结了婚，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是一个在音乐上毫无建树的人，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了。再之后，2006年我发行了《美国》，这张唱片主要是朱文的电影《云的南方》的电影音乐，还有为贾樟柯的《世界》写的“乌兰巴托的夜”。本版撰文 安冬

　　照片由左小祖咒本人提供

　　安冬说两句

　　如果说我最近才从《忧伤的老板》这本书开始更多地了解一些左小祖咒这个人的话，估计音乐圈或者说摇滚圈里的人要笑掉大牙。

　　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左小祖咒的盛名由来已久，据说，他是中国摇滚史上掌法最绵密招式最深不可测的高人，他用极具创造力的音乐，赢得了中国地下与主流音乐界的双重尊敬，除了摇滚乐手，左小祖咒还是行为艺术家、诗人、先锋小说家、实验小提琴手……他以多重身份，创造了不同领域的艺术成就。

　　但我不因对他的无知而感到羞耻，又不是干这行的，音乐对我来说就分好听和不好听两种，管他是谁创作的谁唱的。对于摇滚，我喜欢的没几首。本世纪初崔健来天津开演唱会，我和朋友特别矫情地带着绿军帽挎着绿书包往大馆冲，也只是奔着那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去的，连崔健长啥样儿的都没看清楚，光在场下扭来扭去了。

　　对左小祖咒的书我很熟悉，老早以前的《狂犬吠墓》和最近的《忧伤的老板》都看过，文字还不错，有点儿文艺的范儿，他的歌听得不多，他最著名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真觉得不好听，反而是那首挺不高尚的《野合万事兴》我倒是很喜欢。

　　所以我想，如果他来天津开个人演唱会，我可能会奔着这首歌去。还有，他那个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我挺想看看现场的。

作者：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