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人民群众是伟大作品的最终评判者

　　      图为1988年，曹禺和巴金在一起。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编者按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伟大的时代呼唤文艺精品,伟大的时代需要文艺大家。文学艺术家要思索、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创作出更多更好、有艺术魅力、给人启迪、催人向上的优秀作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天起本报陆续刊发报道及文章,围绕“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这一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光明网同步刊出相关系列报道，并开辟讨论专区，欢迎广大读者和网民热情参与。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呼唤伟大创作

　　何西来(评论家、散文家):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走向又一次伟大复兴的上行线上,我们应该有与这一历史趋势相称的、鼓荡着时代脉息、焕发着远大理想、乐观进取而又具有大国气象的文艺精品大作出现。大作品,是大艺术家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他把自己真挚的思想情感,把自己对生存的文化历史环境的认知、体验与把握,一句话,是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的结果。因此,艺术家的艺术素养与人格修养,他的学力、阅历、视界、胸襟,就成为最关键的要素,毕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艺术家来说,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运民瘼,应该成为他的一种本能。

　　白烨(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并不断深化之后,我们的社会就日新月异,国家一日千里。30多年来,从看得见的社会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人们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异。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的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现实都在情不自禁地呼唤着伟大的创作。

　　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前年到去年,理论批评界在几次“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上,都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30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和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但是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差强人意。所以,说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文艺精品,也是不争的事实。

伟大作品自有其社会生态环境和生长规律,决非一蹴而就

　　陈世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品,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给一代人,给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至高的思想视野,把我们整个眼界和心胸展开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程度;另一方面,艺术表达有开创性,艺术家的思想能力所达到的高度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达到的。他的表达给后世的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人物的产生决不是随意的,而是时代和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我们可以崇尚他们,景仰他们,努力去接近他们,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多少有些意义。

　　王一川(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伟大作品自有其社会生态环境和生长规律,决非一蹴而就。

　　并非伟大的时代就必定产生伟大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告诫说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不平衡”。

　　可以说,伟大作品的产生至少依赖于下列多重因素的合力:一,从艺术的社会生态环境来说,需要一种不急于求成的宽厚自由的创作环境的持续滋养。二,从艺术家个体来说,需要一种平常心和坚韧意志,正是它们促使艺术家放弃急功近利心态,深入生活激流之中去体验和观察,回到传统之中去比较、参照,再加以冷静探索、反复实验,尽力找到那可以表现和再现生活真谛的美学途径。三,对社会公众来说,需要一种平等、包容和沟通的公共舆论氛围,正是它们会促进艺术家遵从艺术规律,超越自我极限而不断地潜心探索。四,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需要尊重和理解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尊重和理解艺术家的独立人格与创作趣味,为他们潜心创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到达伟大作品的途径:沉得住气,就会有好作品、大作品

　　陈世旭:

　　艺术家应该是“静”的。就是那种“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静”;那种“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静”。“静”是一种境界,能不能“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家的命运。伟大的作家首先是有“静心”的作家,他是生活的思考者,生活的评判者,当然也是生活的参与者。面对着一个纷繁复杂的变化的世界而没有“静心”,那就只能随波逐流。“静”不是一切静止,是指内心的“静”——内心里没有躁动,没有过分的欲望,唯一所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表达。整天躁动不安、费尽心机不拿这奖那奖誓不罢休的艺术家,其作品到底有多少艺术含量,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

　　一个艺术家整天忙于给自己涂脂抹粉,搔首弄姿,肯定是徒劳。真正的艺术家,为艺术生,为艺术死,会不屑于在媒体上保持自己的新闻性,让自己成为一个明星。恰恰相反,他会努力避开世俗的纷繁。真正的好作品,可能一时得不到重视,但最终不会被忽视。沉得住气,就会有好作品、大作品、大艺术家,像吴冠中先生。

　　阎纲(作家、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

　　目下恨铁不成钢,该“呼唤”还得“呼唤”。我常常引用恩格斯这样一段话:“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恩格斯热情呼唤:“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今日之中国,社会大转型,历史大变革,也正是出大文豪的时候。

　　需要榜样的力量,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美学的精微,需要精神的压力。试想,没有鲁迅的脊梁,能出吴冠中吗?没有《保卫延安》的出世,《创业史》的诞生会不会推迟?没有《创业史》脱颖而出,能否带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青年作家“走出潼关”?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压力,《白鹿原》的笔者能破釜沉舟,自将磨砺,以超越历史为己任?

　　陈歆耕(《文学报》总编辑):

　　我认为,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其产生都有其复杂的个体和环境因素,往往不是“呼唤”就能出来的。吴冠中先生不是谁“呼唤”出来的,鲁迅、曹雪芹更不是。因此,不如扎扎实实做一些研究:如何为催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诞生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如何为文学艺术大树的成长提供更好的培育土壤?如何使特殊的人才资源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呵护?

　　加强文学艺术的批评,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也非常重要。有的作家富有才情,对文学创作也十分执著、虔诚,也写了不少好作品,但由于长期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对存在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警醒和察觉,致使作品水平难以得到突破和提升,甚至把很多力气、心血,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批评界的“好人主义”可以使一些作家始终陶醉在成就感之中,但从长远看却“宠”坏了这类作家。好的作品不是靠一时的赞扬立足,而是要经受时间的检验,被世世代代的读者阅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让精神的光芒照耀文艺时空

　　刘兆林(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这个时代比以往多了许多自由,因而开拓了生长大师的天地和条件;但也方便了轻浮、张狂、浅薄,敢靠胆大妄为骗人、撞大运充创新的伪“大师”。我亲耳听到的自称大师的人就不下三四个。哪有那么多大师啊!起码大师不应该是自称的,而应该是谦逊的,应该是懂得敬畏真正大师的。往往大师都觉得自己不是大师,比如鲁迅、季羡林他们。大师总应该懂得尊重民众,老老实实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即民众们,去努力追求创新发展。作品不管长短大小,一看便可感受到有精神的光芒在照耀。

　　高科技的信息化时代,往往容易遮掩了大师的光彩,却帮助了忙忙碌碌寻机轻浮的跳梁小丑。小丑跳梁的现象不可避免,也属正常,伟大时代也有时代病,没有病的时代不存在。关键是不应该为跳梁小丑搭太多的平台,而应多为甘于寂寞有大师品性的老实人多建基础。

　　阿成(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

　　无论是作家还是画家,他们创作的文学和美术作品,最终的创作动机,是希望老百姓喜闻乐见,希望说一个好,用现在流行语说是“好看”。这其中就包括着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就是作家和画家已经把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文学美术作品的评判者--他们的作品在民众中影响越广泛,反响越热烈,越说明他们的作品成功了。这几乎成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家最基本的认识。我认为,欣赏是民众,评论是专家,这两者都有评判权,但最权威的还是民众。就是说,人民群众是伟大作品的最终评判者。所以,我也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画家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和欣赏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本报记者 韩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