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不跟其他的导演合作是因为频率太不同

　　很多读者是通过侯孝贤的电影了解朱天文的。也是通过这本《最好的时光》更深地了解她和侯孝贤一起的电影世界的。作为侯孝贤作品的编剧，她如何完成与侯孝贤导演的合作，到底谁在适应谁，或者是另外一种合作关系？朱天文每到大陆，都会有读者问到这样的问题。且听朱天文自己的回答：

　　我们就是各自一片天，谁也别想听谁的。为什么又会合作在一起？我想最早是偶然一个机缘。那时我差不多在写小说，办杂志，办出版社，当时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被侯孝贤看到了，就要买这个版权。我们当时在台湾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看台湾电影的，觉得国产片非常的没有水准，只看好莱坞和欧洲电影，或者是后来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侯孝贤他们这一组人，是台湾的从学徒上来的，他们做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跟我们做文学的是各自做了十年，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都实践出一些东西，等于在这个点上碰上了。其实台湾的文学早电影差不多十年。当时的文学已经是脚踩在自己的生活里头，而当时的台湾电影，就是琼瑶的电影，不然就是黑社会商业电影，跟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台湾的文学大概比电影早十年。

　　侯孝贤他们开始想要改变，看到这篇小说，就想从文学改编成电影。侯孝贤是编剧出身，他其实不大需要一个人替他编剧，那为什么要找我们这样从来没编剧过的人去帮他编剧？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后来我问他，因为事实上第一次写了剧本交给他以后，大概只用了一句话，其他的全部改了，而且是一边拍一边改。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找我们？他说了一句话，我想要一些意外。因为做了十年的电影，电影已经是一个公式化的东西了，每一场都可以写出说，这一场是两秒钟，拍出来是两秒钟，这一场是三秒钟，下一场是多少，所以希望一个根本没有写过剧本的，不按这个章法来。

　　第一部合作电影就是《小毕的故事》，非常的卖座，恰好是卖座，大家一看到就说，哎呀，第一次在影像上，看到说的是人话，有一种亲切感。我想文学的力量，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在过日常的生活，谁也觉得日常就是这个样子，而影像让它有一点陌生，陌生化是什么？就是透过导演的视角，透过我的眼睛，把再家常不过的一个场景框出来，放大到银幕上，大家来看。看得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种亲切在里头。

　　因为这么卖座，紧接着在台湾又跟风改编了一大堆文学作品，包括黄春明的很多很多，白先勇的，文学里面的素质加到电影里面，也丰富了电影。所以台湾新电影，我觉得它在一个世界的电影版图上，已经贡献了一块，而我参与了这块拼图，台湾新电影，1980年初的这块拼图，从无到有，从没有可能到可能，这对我是一次人生非常大的经验，一次历练。

　　这么合作下来，我越来越清楚，文字跟影像是两件事情，根本是两件不同的容器，好比一个是碗，一个是杯子，一个是锅子，一个是杯子，装的东西也不一样。不能相融，也不可互相取代。当你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心平气和。

　　电影从来不是编剧的。电影是导演的。像侯孝贤一些的导演是属于作者式的导演，因此他的方式不可能是，人家写了一个剧本他来执行。不可能。他等于是一个发球者，一个发动者，我所能贡献的，是作为一个他的敌手，跟他练打球。第二个贡献就是不断地扔一些根本跟电影工作无关的书给他看，只要看到好的就扔给他，《海上花》就是。我是大学毕业看到的，像很多人看大电影一样，看得瞌睡连连，没想到他后来毫无困难地看完，然后拍了《海上花》。大概我们合作的方式是这样子。

　　写电影剧本是我的谋生工具，基本上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时候三年写一个，用它来养活小说。我不跟其他的导演合作是因为频率太不同，我不想花很大力气先把频率调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