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为何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10年

　　本文讲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10年；二、怎样看待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三、清王朝的崩溃：成也新政，败也新政；四、结束语。

　　清王朝的最后10年

　　——以清政府的“新政”为中心的考察

　　演讲人:郑师渠

　　演讲人简介: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全国社科基金学科评审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著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思潮与学派》、《中国文化通史》(总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主编)等。

　　为何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10年

　　从1901年到1911年，是历时268年的清王朝崩溃前的最后10年。它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肇端，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告终。为什么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10年呢？

　　第一，可以从“社会转型”的概念说起。当下我们常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如果我们注意到早在19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人即已提出了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见，那么，便不难理解，若从长时段看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即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而漫长过程。19世纪中叶揭开了它的序幕，最近30年的巨变，则是登堂入室，正展现其核心的历史华章，或者说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正迎来百年的高潮。依此，也可以说，170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显然又内含着几个关键性的转型期，其中，20世纪的最初20年，从1901年到1919年，这个转型期影响至为深远，它包括了1911年清朝崩溃、民国建立和五四运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开启了共和的新时代。这是真正的历史巨变。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估价不足。明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清王朝的最后10年正属于此期。

　　第二，清王朝的最后10年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仅强调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忽略其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这会导致问题的简单化。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清政府虽命悬一线，但它最终不仅仍延续了10年之久，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包括清王朝与革命派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不研究前者，后者也不易说得清楚。

　　总之，强调清王朝的最后10年，就是要重视它如何应对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局面及其得失。“化腐朽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这也有助于以史为鉴。这是个大题目，所以我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清政府的‘新政’为中心的考察”。这里所谓“新政”，是清政府最后10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总称。

　　怎样看待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

　　要理解这一点，需首先了解清王朝最后10年中国政治的大格局。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后，清政府虽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其所面临的时局，愈加复杂，风雨飘摇。从总体上看，其时中国政治的大格局，可以作这样表述:双重语境下，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搏击与较量。

　　所谓双重语境，一是指《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指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集中的表现有三: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2.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3.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空前传播。三种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尽管其统治根基受到动摇，但仍执掌政权；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后称立宪派。康、梁虽在海外，但与国内联系广泛，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国内主张立宪派势力十分活跃，海外的梁启超实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以各种形式指导前者，影响甚大；三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孙中山1894年成立兴中会，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他在日本建立同盟会，革命派的力量实现大联合，其影响更进一步迅速扩大。

　　三者的关系:清政府虽被削弱，但作为统治者掌握政权，仍处主动地位。其他两派虽同为资产阶级中的不同派别，因主张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宗旨不同，却成水火，两派间曾为革命还是改良展开激烈论战。清政府与革命党势不两立，它不容海外的康、梁，但与以后者为领袖的改良(立宪)派，却不无妥协的空间。正是这三派政治势力者间的相互博弈，展现了晚清最后10年复杂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令历史学家至今众说纷纭。

　　理解了这个大格局，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该怎么应对呢？清政府打出的就是“新政”牌。1901年1月29日，庚子事变中逃到西安的清政府发表“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宣布“新政”。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等总其成。清朝内部的臣工反应也很快，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了三道奏折，是为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它规划了新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成为早期新政大纲。

　　清政府何以实行“新政”？怎样看其初衷？任何政权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亟谋应对，这是政治的本能，无需厚非。关键在于是顽固不化的负隅顽抗，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强调，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肯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即主观上有积极的一面:痛定思痛，力图跟上时代，变法图存。这也是清廷唯一可能的出路。

　　在逃往西安的路上，西太后虽将“误国”的责任推给别人，但也坦承了自己的责任:“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多次下“罪己诏”，并要求臣工就国事如何改革大胆进言。当时在她身边的岑春煊——后来是军机大臣，就曾回忆说，在路上，有一天西太后召对臣工，她突然提一个问题:国家蒙受了这么大耻辱如何昭雪？当时很多人一下子回答不了，他回答说:雪国耻，要在自强。岑春煊还说，太后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朝廷经过了庚子事变以后，知道内忧外患太严重了，再做表面文章没有意义了，所以回到北京以后，开始陆续推动各项“新政”。人穷则返本。事变创伤多少触动了西太后内心的世界，从而萌发了改弦更张，变法求存的念头。这是关乎存亡的理性的选择，简单斥之为欺骗或假维新，并不妥当。当然，这又非一人之想，时清廷内部及民间也多有进言求变者。是主客观多种因素的组合，终使清廷将“新政”提上议事日程。

　　清政府打出“新政”的旗号，效果如何？应当说，这个旗号果然牵一发动全身，立即触动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神经，迅速形成了社会热点，很快产生了有利于清政府的社会效果，使之摆脱了庚子事变后全然遭唾骂的被动境地，得以重新控制了局面。1901年底，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维新图说》，他说几个月来“维新”成了社会上时髦的流行语，风行一时。无论是皇上、太后，还是官吏、士人、绅商，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守旧派、“守旧鬼”的称号。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几点信息:一、“新政”上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故“维新”成了时髦语；二、把维新说成社会共识，也包含了皇上和西太后，等于为西太后摘去了“守旧鬼”的帽子；三、透露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局开始出现改观。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新政”上谕还专门谈到了“新政”和前面戊戌维新的完全不同。它说，康有为所搞的戊戌维新“妄分新旧”，是乱法非变法。而此次“新政”，“严去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才是真正变法。这不是无意中的节外生枝，西太后的政治用意很明显:这样一来，不仅突出了新政的合法性，而且是把改革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可以名正言顺主导“新潮流”，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极大提升自己执政的道德高地。

　　清政府最后10年的所谓“新政”，可以分两期:从1901年启动到1905年是第一期，1905年到1911年是第二期。在第一期连续下了数十道法令，其改革虽存在种种弊端，但也仍然当肯定它是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涉及行政机构改革、奖励工商业、军队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例如教育改革，1903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学制，就是很有名的“癸卯学制”，建立了以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再辅以实业教育和师范学堂这样一个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影响至今。从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新政”的实践本身也说明了其初衷所包含的合理性。

　　但是，“新政”毕竟没有挽救清王朝最终崩溃的命运，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清王朝的崩溃:成也新政，败也新政

　　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改革从来都是有风险的。法国近代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足见社会改革的心理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惰性，另外一方面，改革一旦启动，诉求一旦付诸实行，欲望就会加速强化，即失去耐心，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注意的社会历史现象。

　　现在我们反过来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政”既经发动，就不可能中止，关键就在于看你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之新兴的各种社会力量，始终把掌改革的主动权。这一点将决定其存亡。1905年以后进入的第二阶段，“新政”的风险增加了，人们直接要求实行立宪，清政府显然在开始阶段没有料到这个必然的趋势。

　　1905年以后出现立宪运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04-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发生战争，结果是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对中国人影响甚深，国人从日胜俄败中得出两点结论:一、日本人是黄种人，俄国人是白种人，亚洲的日本能打败欧洲的俄国，这证明西方长期以来所谓黄种人是劣等民族，并没有根据，因之增强了自信心；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日本打败俄国，再次证明了只有走君主立宪道路，中国才有希望。在此背景下，立宪的呼吁不断高涨，清政府被迫派五大臣到国外考察东西方宪政，并在1905年9月初发布上谕决定要“仿行宪政”。预备立宪一实行，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凸显，局面更加复杂。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内部权力之争加剧了。在清廷内部，预备立宪成了权力再分配的盛宴，明争暗斗激烈。这种权力之争，前期集中表现为袁世凯、奕劻与瞿鸿禨、岑春煊两派间的博弈；后期则表现为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满族新贵与袁、奕两派间的博弈。1906年9月新官编制馆成立，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军机为总其成，载泽、袁世凯等14名满汉大臣会同编纂。袁先于其中安插亲信，接着便运作使自己提出的方案获会上通过:合并内阁和军机处为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总理大臣总揽行政大权，下设11个部。方案的核心在责任内阁。袁想当总理大臣，为避嫌，授意他人提名奕劻充任，自为副大臣。袁想独揽大权的用心太露骨了，方案遭许多人反对。瞿鸿禨利用单独召见的机会，向太后说明责任内阁对她不利，将导致大权旁落。结果太后否决了袁的方案，而采用了瞿等人的方案。11月初颁布新官制，保留军机处和内阁，不设责任内阁，设11部，但各部大臣中满人占多数。不仅如此，陆军部成立，统一全国兵权，袁只好自动将除直隶总督以外的八项其他兼差一并辞去，所掌北洋六镇归陆军部，只留第二、四两镇获准继续归其统辖督练。袁世凯不甘失败，他在接着开始的东三省地方官制改革中谋求安排亲信，结果又告失败。袁世凯、奕劻两次联手都没有成功，他们开始反击。首先，奕劻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恨意，进谄言说瞿鸿禨、岑春煊曾多次举保过康梁，有结党图谋不轨之嫌。太后疑，依劻言，将岑春煊调出军机处，派到两广当总督，不久又将之罢免。接着瞿鸿禨也落入袁的陷阱，被开缺回籍。岑、瞿和袁、奕间的争夺，以前者彻底失败告终。

　　袁世凯、奕劻战胜了瞿鸿禨、岑春煊，刚稳住阵脚，次年底光绪、西太后便先后去世，局势大变。3岁的溥仪继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想除去袁世凯，他以袁脚不好为由，将其逐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载沣为首的一批满洲少年亲贵，便借官制改革，鼓吹中央集权，实则是满人专制。故他们不仅打击袁，而且竭力将汉人排除出中央权力。满汉争权，亲贵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奕劻虽保中枢地位，但已成虚名。载沣三兄弟独揽军权，载沣还要收地方兵权，督抚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

　　由上可知，本来富有意义的“新政”，已逐渐演化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权力之争。

　　其二，清政府和立宪派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新政”的重要战略目的，就是要安抚立宪派，以共同对抗革命党。但是，随着预备立宪后，立宪派进一步提出参政要求，而清廷的政策僵硬，应对失当，彼此矛盾日趋尖锐，关系迅速恶化。

　　“新政”上谕公布后，立宪派开始还是

　　满意的，他们纷纷成立各种团体，准备推行预备立宪。但随后很快意识到，预备立宪缺乏时限，遥遥无期。所以他们要求明确立宪的日期。清政府受到压力，1908年8月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答应以9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但是立宪派不满意，认为9年太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并于1909至1910年间，先后举行了三次全国规模的请愿运动，令清廷陷入了困境。先是强硬抵拒，无效，请愿的声势愈大。1910年11月，第三次请愿活动终于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宣布要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即1913年，较9年提前4年，但比立宪派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晚了两年。)同时申明“万不能再议更张”，有违者即以扰乱治安论处。奉天代表团十余人于12月中赴京，果然被军警押解回籍。请愿运动失败。1911年5月建立责任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17个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故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令立宪派彻底心寒。这时黄花岗起义刚刚发生，离武昌起义也只有五个月时间。立宪派开始分化，纷纷弃清廷而去，另谋取出路。

　　上述两方面矛盾的加剧，都是致命的。清廷内部绵绵不绝的争权夺利，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风雨飘摇，都不能做到同舟共济，“新政”本是清王朝续命汤，他们却将之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场。统治的力量因内耗大大削弱了。“新政”的本意是要顺从民意，尤其首先安抚好立宪派，但现在对后者的要求简单打压，却变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对方推入敌对者的行列，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同时，二者互为因果，催生了另外一个更糟糕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以载沣为首的一群满族少年亲贵执政，最终将“新政”的“续命汤”进一步异化成了清政府的“催命汤”。载沣等人既是利令智昏，又缺乏执行力、应变力，等到武昌的枪声响起，以载沣为首的这些满族亲贵手足无措，只好回过头，请自己的仇敌袁世凯出山，最终让人家算计，将政权拿了去，268年的清王朝也随之崩溃。

　　清王朝的最后10年，成也新政，败也新政。当它举起“新政”旗帜，决计与时俱进，改革图存时，它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它既无法制止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和不能有效掌控“新政”的发展，使变法的初衷难乎为继，它便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清王朝虽延继了10年，其最后的崩溃，仍成了无可避免。

　　结束语

　　清政府的“新政”失败了，原因在哪里？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可以提到的:其一，缺乏深思熟虑和周延的改革方案，“新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晚清推行“新政”，究其实质是承诺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尤其是要根本改革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但此事体大，清朝君臣，无论是太后还是张之洞诸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现代知识。也没有如同日本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的富有现代性的能臣相佐。同时，尽管也有要求督抚议奏、举行御前会议讨论，甚至派员出洋考察，但各个关键点上推出的方案，都无非急就章，具有很大盲目性与随意性。前期改革内容多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延伸与扩充，变动不是太大，故较平稳；后期预备立宪，涉及政治制度根本变革，深层矛盾突显，应对显然少章法。所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似乎很经典，究竟如何解读施行，不清楚；制度设计新旧间如何衔接，无人知晓。结果无法预测风险，尤其是后期，越来越陷于被动，终至于失控。

　　其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新政”缺乏执行力。

　　在当时中国讲改革，难度极大，尤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力量来推行。此时清廷已成强弩之末，西太后个人强势，并不能代表中央强势，何况风烛残年，很快去世。中央最高层分裂，涣散无力。最终成孤儿寡母、懦弱无能之载沣诸人秉政，更形成了严重的内轻外重与大权旁落的危局。“新政”之最高领导层，软弱无能，一盘散沙，其难以持续，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阶级局限无法超越，“新政”难乎为继。

　　“新政”虽是清廷的变法求存，但它的近代化属性，要求统治者必须尊重民意，逐渐放弃阶级特权。清廷君臣恰恰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将“新政”变成了争权夺利的盛宴；结果不仅葬送了“新政”，同时也使自己与清王朝同归于尽。

　　清王朝最后10年，成也新政，败也新政，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转型期的历史改革往往具有风险。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两点教训:

　　一、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心思变，孕育大希望，同时新旧矛盾交错，也潜伏大风险。它要求主持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改革进程的主动权。“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的话只具部分真理性。强调周密稳妥是必要的，但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的雄才大略，同样是必要的。

　　二、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乃是应有之义。重要在于，主持者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超越小己私利，维护大局与公益，从而占据道德高地，以人格魅力，彰显改革的公信力。熊十力先生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这与毛主席的名言“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异曲同工。足见:吏治腐败绝对是改革之毒药。

　　本文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之“百年辛亥专题研究系列讲座”中的一讲，本刊发表时有删节。中国国家图书馆多年来秉持传承文明、服务大众的理念，围绕着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倡导全民阅读开展了大量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举办了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作为“国图讲坛”系列之一，“百年辛亥专题研究系列讲座”是“国图讲坛”在2010年重点打造的讲座品牌，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突出孙中山先生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贡献，探讨辛亥革命深远的历史影响等等，主讲人都是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金冲及、尚明轩、郑师渠、杨天石等。“国图讲坛”开办至今形成文津读书沙龙、艺术家讲坛、科学家讲坛、教育家讲坛、企业家讲坛、中关村创业讲坛、联合国与中国讲坛等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满足了读者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以及国际友人前来参与。

　　——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