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

                      

　　“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经济学大纲》两部巨著相继问世，成为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书尽管都采用了教科书的形式，但绝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泛泛介绍，而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和解答中国问题。因此，他在《经济学大纲》中提出“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从哲学上对这一方法论原则作了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任何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谓超越时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决的实例是决不能有的。”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则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全书始终，强调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法则的特殊性，以及顺次由一种形态推移到次一形态的转变法则的特殊性，是科学的经济学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点。”“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法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忽视、漠视中国经济研究的状况，他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认为：“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循此方法论原则，李达在书中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特别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问题进行了专门阐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可贵探索。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实践论〉解说》与《〈矛盾论〉解说》，成为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名篇。在两书中，李达通过对《实践论》与《矛盾论》的逐段解读，对文本的基本思想、重点和难点进行了细致讲解和清楚说明。

　　李达解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从哲学史入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如对《实践论》开篇所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李达在讲解中，即以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以前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其唯物论及其实践观进行了重点论析，指出尽管费尔巴哈也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但由于他只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因此他主张的只是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观，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这就把《实践论》的这一论断，通过哲学史的说明而具体化了，使之易于了解和把握。

　　李达解读工作的又一个特点，是注意引入实际事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这些事例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复杂斗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中所出现的典型事例。如对《实践论》中“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一段，他举了马恒昌生产小组和李顺达领导西沟村农业生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实践论》中关于“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的论述，他举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郭忠田英雄排战胜美军的例子来进行阐发。通过这些实际事例，李达拉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众现实生活的距离，搭建起彼此往来、相互沟通的桥梁。

　　对于李达的这些工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赞扬：“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这些思想足迹，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启迪今人。总结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正是对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最好纪念！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维武 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