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之女：父亲是“世界上最富的穷人”(图)(2)

张心庆近影

　　父亲是 “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张大千是国画大师，一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你既然是他的女儿，多的不说，他的画总有两三幅吧？ ”不知从何时起，“遗产”成了张心庆无论到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

　　开始张心庆还耐心地对别人解释，现在她手上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就是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但是大多数人听了都不相信。后来，每当面对这种追问时，张心庆都含笑不语。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心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父亲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张心庆觉得，这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评价。

　　张心庆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张大千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但奇怪的是，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张大千也被朋友们戏称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常常囊中羞涩，负债累累，经常是借了还，还了借。

　　张大千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张大千除了供养一大家人，慷慨帮助亲朋好友以外，大部分的钱都用来购买古画。

　　“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渐渐地，他成了一名古画收藏家和鉴定家。 ”

　　“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将艺术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于张大千研究透了古人的创作技法，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发明了泼墨、泼彩的创作技法，师古不泥，化之为我，才真正地成为了一名博古通今、自成一体的大家。

　　据张心庆介绍，1952年张大千离开香港侨居海外，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张大千却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以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一位朋友，使这些国宝留在了大陆。当时美国人也出高价要买。张大千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让后人谴责，我虽不能流芳千古，但绝不做遗臭万年的事情。 ”

　　1954年，张心庆的母亲又将丈夫在敦煌临摹的279幅壁画全部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获得了远在海外的丈夫的支持，直称妻子做得很对。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他把自己生前留下的许多古画和古籍，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也一并捐赠了。

　　“我始终认为爸爸对我们的爱、对家庭的爱只是‘小爱’，他对别人、对国家的爱才是‘大爱’。这‘大爱’里，有父亲宽广的情怀。他不仅仅属于我们，他更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张心庆感叹道。

　　以宽广的胸怀爱万物，以宽厚感恩的心待世人，这是最值钱的遗产

　　“我的子女很多，在所有孩子中，你最老实、最憨厚，说句不好听的，你最笨、最傻，所以爸爸也最担心你。爸爸又怎么会不爱你？ ”这是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的一段话。

　　小时候，父亲总是称心庆“莽女”，因为在姊妹中她最憨直，然而张心庆善良直爽的性格又是最像父亲的。

　　自从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张心庆和父亲聚少离多。直到1983年父亲在台北去世，这数十年间，心庆和父亲也只见过一次面。就连父亲过世时，她也未能前往见上最后一面。

　　在张心庆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国画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常常想着她。但是，张心庆没有想到，父亲在晚年最牵挂的竟然还是她。

　　1982年，张心庆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休息期间突然有一个人来看望她，说是受台北的大千先生委托。张心庆知道，父亲委托要看望的人很多，但父亲交待来人，其他人可以不去看，但张心庆必须替他找到。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不懂事的傻丫头，但没想到父亲是那样地疼我，牵挂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

　　虽然，晚年的张心庆手中没有一幅张大千的真迹，也没有外人想像的那样，借着张大千的遗产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在简朴的生活中，在静心撰写父亲的回忆录中，张心庆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她在《给天堂里爸爸的信》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父亲以宽广的胸怀爱世界上的万物，以一颗宽厚感恩的心对待世界上的人。爸爸，这些才是您留给我的最最值钱的遗产。 ”

　　采写/本报记者 林颖 本报实习生 蒋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