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迟子建式美学范本

　　写作的迟子建是一个安静的人，写长篇小说的迟子建尤其安静。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新近出版的《白雪乌鸦》，她都保持着一种静观默察的状态。而她赖以观察的全部视阈都来自于对日常生活永恒性的认知。联系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她是一个将“日常性美感”奉为创作观的作家。而《白雪乌鸦》是她实践这一创作观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迟子建式美学范本。

　　《白雪乌鸦》是一部讲述灾难的小说，也是一部重述历史的小说。写的是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从王春申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到《白雪乌鸦》为止，迟子建推崇的“日常性美感”从3个相对面显示它的意义。一是日常中的日常，或者说柴米油盐中的美感，这是她在多部中篇小说中反复书写的主题；二是历史动荡中的日常，或者说是宏大背景下的日常美感，这是《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三是灾难中的日常，或者说是苦难和悲情中的日常美感，这是《白雪乌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的“日常性美感”接近张爱玲的“安稳”，只不过，张爱玲反衬的是人生飞扬的“传奇”，而迟子建则更专注于人在不可违拗的宿命之下所奉行的生存现实主义。

　　正因为“生存”、或者说“生活”成了世事无常中的第一本质，所以迟子建笔下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城镇，都像生活在一个村子一样，鸡犬相闻，相熟相知，甚至相亲相爱。而且，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受到了她相对平等的理解和尊重。由此决定了她的长篇小说通常是群像小说而不是单一性格小说；她的叙事角度通常是散点透视的方式而不是焦点叙事的方式；她的小说结构是“拼图式结构”而不是起承转合的线性结构；她的美学效果是冲淡的而不是浓烈的。因此整体看起来，她的小说是“平”的，仿佛完全由闲笔缀连起来，而众多的人物最终都将“物化”为历史、民族或者灾难的背景。属于阅读的全部跌宕起伏都隐藏在每个人物的细部，需要读者耐心阅读，细心体悟。

　　《白雪乌鸦》的出场人物有几十个，但相对重要的人物集中在几个跟灾难、衣食住行联系紧密的地方。开旅店的王春申、开粮店的“香芝兰”、开药店和烧锅的傅百川、开点心铺子的于晴秀等，他们都是在灾难中生存下来的人。在有限的篇幅内，这些人物都各自展开了一番性格和命运，也都各自牵连出了自己的亲朋好友、爱恨情仇。

　　太监翟役生是作家着墨比较多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作家对灾难中的人性多面性的体察。翟役生出身寒苦，在宫中郁郁不得志，出宫后，成了王春申的丑女人金兰的情人。特殊的身世和遭遇，让他变成了一个内心中装着隐痛的无赖。然而鼠疫来前，金兰的爱情和泥塑的阳具慰藉着他，他还活得有些自尊。鼠疫之初，他想用囤棺材的方式发财，做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可最后害得情人死去，王春申家破人亡，他从此不名一文，流落在教堂。被遣散之后，他开始奉行他的无赖哲学——“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吧”。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满怀仇恨和抱怨的翟役生们。对他们来说，巨大的社会动荡、压倒一切的灾难是他们得偿所愿的机会。因为大灾之下的死亡，无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他们会在最终的结局上获得人格平等的机会。然而，他与生俱来的善良，或者说迟子建相信没有哪一个人对社会抱有如此刻骨的仇恨，使得他没有变成社会的审判者而变成了被宗教感化的人。最终，翟役生在教堂中自我辩白对这个世界的爱恨交加，眼含热泪。这是典型的迟子建式结局——批判点到即止，温煦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这是迟子建对国民性认知所能达到的边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委派的留洋医学才俊、抗鼠疫英雄伍连德。这是全书唯一一个能和鼠疫相对抗的重要人物，一个可以从灾难中重新拯救出日常秩序的人，因为他代表了科学，代表了责任感，甚至也代表了政府。但是，伍连德并没有成为焦点。任何时代，英雄都是少数人，他们是非常态的代名词，是日常的对立面。因而，伍连德的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所产生的美学效应都不如王春申对俄罗斯歌唱家谢尼科娃的思念更为绵远悠长。

　　迟子建显然要追求的就是一种绵远悠长的效果。这也正是她“日常性”美学追求的最直接的阅读效应。因而，她从并不讨人喜欢、甚至窝囊得有些过分的王春申起笔，最后又以他收笔。作家想用这样一个颇有文艺气质的人物形象，用他的隐忍、善良和爱寄寓自己对灾难中的人，甚至沧桑中的民族性格的全部隐喻。只是，这样的隐喻虽然贴切，但显得太过沉重、太过压抑了些。或许，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但小说的魅力是否应该源自于对历史适当的演义、对人性诗意的昂扬呢？毕竟，人不只是无常世事之中被动生存的蝼蚁，他同时也是自我选择、自我扬弃、推动历史和社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而所有的文学和历史归根结底都是在书写作家对于“人”的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迟子建赢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她作品中的异类。她几乎是用一种雄浑的语言，用接近激昂和浓烈的美学格调实现了一次突破，把人在历史动荡中的伟岸塑造到饱满。而到了《白雪乌鸦》，迟子建又回归了。无论从结构上还是美学风格上，它都与《伪满洲国》更相像一些。所不同的是，《白雪乌鸦》在历史和故事的融合上，都显得更为圆熟，更为贴合。以迟子建式的日常笔法来把握历史，把握灾难，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而将非常态的生活和永恒的日常结合出标志性的“迟式美学效果”，显然又是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无论写哪一种题材，对“人”的认识，都将是值得不断深化、不断探索的命题。

　　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