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移境与变身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开始谈论 “大众文化”问题，尚属于一个新名词，与先后出现的新东西，如电视、手机、电脑、电冰箱、空调、上网等，一样前所未闻，只不过这后者都是实际的日用品和功能设施，人皆可以利用，而“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不仅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还有其特有的社会内容，因此它不像那些日用电器，仅有工具性，谁用归谁。这就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

　　大众文化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于欧美地区。随着城市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当时占社会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把资本大量投向文化宣传领域，使其既能生产剩余价值，又能控制社会人心，达到从文化上娱乐自己、统治大众的目的，因此应需产生了这种文化形态。如电影、报刊、出版、夜总会、俱乐部、广告、休闲旅游、以及20世纪大兴的电影、电视、网吧、KTV等皆属此类。这在整个19世纪的欧美，以至20世纪中叶以前，上述的文化内容倾向是资本主义的已不在话下，实际上没有真正为“大众”的方向性。“大众文化”的服务方向主要是社会的上层和多数中层，而下层的劳苦大众几乎与此是无缘的，因为享用上述文化一律要用钱，这对于“饥寒交迫的奴隶”，或“为面包而斗争”的劳动者来说，他们作为真正的“大众”，是被资本绑架去做了人家的“文化”修饰。正因为“大众文化”原本是这样发生的，具有这样的内容倾向和享用条件，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德国学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最早发起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指斥其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统治的政治实质，并揭露其作为商品文化的浅显性、标准性、流行性、市场制约性、机械复制性，而唯独缺乏审美特质，由于利用现代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很有市场，越来越能控制大众，它本来既不是为大众的，也不表现大众的现实愿望，因此前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消费性的快餐性的 “大众文化”，以“否定性话语”予以完全否定。在这种否定中有进步性。

　　从上述情况可见，“大众文化”的施行，既有其文化内容层，也有其传播手段层，还有其表现形式层，而手段层和形式层，是在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可以共为利用的，因此是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的构成中剥离出来别为所用的。所以到了“西马”的后期发展中，如马尔库塞、本雅明、洛文塔尔等人，正看中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的迅速、便捷，认为也可以用之培养公众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意识”，而对“大众文化”的内容谴责，也不应总是与媒介手段和通俗形式联系在一起。 “西马”的“肯定性话语”(肯定其媒介手段和通俗形式)，企望以大众传媒手段培养大众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意识”，虽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乌托邦性质，但他们的观点却是与时俱进的有分析的观点，在改变历史条件下是有可能实现的观点。

　　从上述的“西马”早期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话语”，到后期的“肯定性话语”，使我们明白始自西方的“大众文化”的实质，以及它的可以改向利用的条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还有没有中国的大众文化，它的性质是什么，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说，上述的问号都还是实践探索中的问题，有待历史的实践证明。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到现在20年间，中国的文化中也渐渐地发展起与西方很为相近的大众文化形式，如电影、广播电视、出版物、广告、选秀、网吧、棋牌社、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等等，应有尽有，其中不少门类也是向富有阶层开放的可售商品，其中的润滑剂仍是金钱，西方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那些庸俗、低俗和媚俗之类泡沫文化的劣根性，一时间在中国仍在发作。所以要使中国的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仍须不断努力地进行改造与建造。

　　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仍是文化建设的新课题。难度在于使其移境变性的中国化，怎样使这一既非精英文化、也非群众文化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达到与精英文化、群众文化相互辅助、相互促进，实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王向峰